香港國民教育：”反洗腦”的DNA

近來，“洗腦”二字在香港網路上俯拾皆是，但凡帶有家國立場、家國情懷的資訊，都動輒被戴上“洗腦”的帽子，有些是調侃，有些卻是草木皆兵。這些人所害怕的，乃是“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

此一由香港政府及各家學術機構擬編、推廣多時的課程方案，按香港教育局計畫，將於今年9月先在小學試行，明年起在中學試行。此舉引起了很大的迴響，七月二十九日，約三萬市民上街，聲言“拒絕洗腦”，甚至提出罷課。

其實，關於此方案的種種爭議非一朝一夕之事，就如這次活動的領頭組織“學民思潮”，早在一年多前已經成立，當時就旗幟鮮明的叫做“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聯盟”。在這些反對者的想像之中，下一代即將因課程而喪失獨立思考能力，只知唯唯諾諾，乃至“被強加的中國國民意識扼殺個人人格、使香港喪失公民社會特質”。

洗腦：假設式與現在式

這套將在未來三年落實至全港中小學的課程，真能洗腦嗎？假設有此目的，課程本身就要盡可能的“隱惡揚善”，誇大正面資訊，極力掩蓋錯誤；而政府則須同時嚴控社會資訊，充分動員政權的力量，把各種反對意見和學說加以禁制、扭曲、篡改。

那麼我們可以看看教育局較早前推出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其中言明瞭：“提高學生對個人身份、家庭成員身份、社群成員身份、國民身份及世界公民身份的認同，以及對普世價值的認識及厘清……説明學生懂得從多角度思考，並能作出合情、合理、獨立、客觀的分析及判斷…以客觀的角度去理解國家由內外交窘邁向改革開放的奮鬥歷程，體會當中的憂患、掙扎、困難”。

由此可見，課程既介紹了國家的成就，也要求同學對國家的各種問題作出多方面的理解和評價，而非一味的歌頌；而且評價的規尺 ——普世價值，甚至相當迎合反對派歷來所接受的西方價值觀，卻不一定合符內地正在探索的新時代民族意識。這就使反對派的指控不攻自破。課程本身沒有洗腦成份，而香港這樣的小政府亦無力控制一個多元國際都會的資訊流通，故此“洗腦”之說實在不值一駁。

相反地，反對派的一些抗議行動更加有“洗腦”之嫌。七·二九遊行當天，反對派牽扶稚子上街，給他們卦上讀不懂的標語，教他們喊聽不懂的口號，早被市民譏為真正的洗腦；近日“學民思潮”成員在Facebook侮辱幾位勢孤力弱，但依然手持紙牌表達愛國立場的老人家，對不同的聲音毫不尊重，以多欺少沾沾自喜；而近日“社工反洗腦教育行動”在多家青少年圖書館內發起“清洗紅色讀物”，就無疑更具有箝制資訊的色彩。

可見反對派言行不一，他們聲言抗拒“內地化”，卻與內地日漸開放的民間言論氣氛形成鮮明對比，很是諷刺。而從這一條新聞之中我們也可以窺視到，他們所反對的“洗腦”並非單純的指一種手段，而是指代他們刻板印象中的“共產主義”價值觀、歷史觀、世界觀——因他們認定，這都只能是洗腦洗出來的。

一些香港政治活動者要求撤回課程

尚不止此的是，“洗腦”一方面是“共”的意義，一方面蔓延至“民族”範疇，相當一部分的反對者所抵制的不僅是政治，而是中華民族本身，認為中國人的身份乃外來的、強加的，並將損害香港的“公民社會”。就這樣，反政府和反民族，形式了“反國民教育”浪潮的兩個層次。

在內地網路有很多朋友指出，此乃香港經濟被追上所引起的心理落差。這樣說固然不錯，可是忽略了兩點：第一，這些抗議的主體是學生、雷打不動的文化、教育界，和現時的香港經濟沒直接關係；第二，要揭示他們對“共”的誤解和對“公民社會”的虛假膜拜，就必須追溯歷史，提出理據。

家國：陌生的名詞

香港作為一個殖民地，很有與別不同之處。譬如印度之獨立、台灣之回歸，其背後的樸素情感乃對殖民者掠奪、徵發、奴役的怨忿。這種情感促成民族意識醒覺，進而期盼民族獨立或回歸祖國。另一方面，掠奪和徵發的前提是豐富的資源、充足的人力，統治者因而大力建設，樹立工業系統和教育準則，人民也因此進入了殖民者的國家體制（儘管是低層的），體驗和理解了現代國家的原理和實際運作。

香港卻缺乏這兩個方面。香港沒有資源和人力，從一開始就是英國在東亞航海圖上的一個點，做些轉口買賣，彷如廣州十三行。香港首位有影響力的混血華人何東，即出身於此。
轉口商業帶來的輕度城市化沒能吸納大部分農村人口，但港英採取一如印度的政策，放任傳統基層“自由”，在印度即諸蕃王的統治，在香港即傳統家族的土地權威。因此，香港既無向英國輸血的壓迫，也無男兒埋骨異國的哀歌，更未體驗逐鹿世界的險惡。

人口的爆發自五十年代始，內地人民相繼因為戰爭和災害而湧至。解放戰爭時，一些資本家亦出逃至此，後來與本地英國背景資本結合，利用大量廉價勞動力，在六十、七十年代創造了香港輕工業經濟的起飛。英國一直採取放任政策，對大量勞力引起的社會問題不聞不問，最終引發了六七年的反英左翼武力抗爭（港英稱“六七暴動”）。事件令港英政府開始注意民生，安撫民族情緒。中文合法化、中文大學之成立，是這個時代的標誌。

到八十年代，香港逐步轉型為金融都會，中產階級興起。由於反殖民情緒一直欠缺，他們於是輕易接受了殖民地的西方價值觀、歷史觀，卻又沒有對英國的身份認同，就像上面提到的，香港沒有加入英國的國家體系裏，米字旗虛懸，《天佑女王》鮮有識者。

因這樣的背景和金融業帶來的國際交流，從這時開始，一種不依存於民族和文化認同、僅靠法律來厘定人與人的關係和權責的所謂“公民社會”逐漸形成。他們一方面因為所受的教育而誤解了“共”，一方面也因自身的經驗局限，不知有“民族、國家”，只知“城邦”。

人口構成也是一個重要因素。較早時候，港英因為輕工業需求，對內地移民來者不拒；1974至1980年，則施行“抵壘政策”，對越過邊界、成功進入市區接觸親友的內地人士，不加遣返。該政策在1980年取消，大規模移民的時代劃上句號。

在“前抵壘時代”的內地移民，不管政治立場如何，都經歷過時代劇變，明白國家、民族的意義；在“後抵壘時代”成長的人 —— 且假設“成長”從十歲開始 —— 即是今天的七零至九零後，極少在生活上接觸從內地移居、帶有國家意識的同輩，這間接使“公民”思維更加深刻。
香港回歸，施行“一國兩制”，事實上仍是五星旗虛懸、國歌陌生依舊。市民仍未有機會體察到國家和民族如何跟自己休戚與共。

對於沒有民族感情、沒有國家觀念的七零至九零後，很多人感覺這只是一種“再殖民”。另一方面，與中國內地的交流日益加深，本有望消除各種誤解，可是九九年興起的微博使情勢突變。

在內地，人民在微博上廣泛交流，揭露陰暗面，監察和推動社會進步；然而，微博資訊雖能超越深圳河，人的觀念卻仍涇渭分明，香港新一代以其觀念解讀這些負面資訊，只覺與己無尤，更因欠缺民族認同，毫不掩飾的以“劣根性、支那人”之類的言辭辱駡，而這等激烈言論，常在年青人之中掌聲四起，相繼轉載。因此，不論是“共”還是“民族”，在網路上的形象都日益不受待見。

上述即“反洗腦”浪潮的歷史淵源，它造成了對共產主義的偏見、對民族的疏離感、還有國家觀念的缺失。經濟不是直接因素，政客選戰亦只屬推波助瀾罷了。

因此，當“香港浸會大學”所編的《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提到中國共產黨組成“進步、無私與團結的執政集團”時，香港新一代幾乎無人能夠、無人願意從左翼革命的角度解讀，而單純視之為 “洗腦。”

當另一些教材提到內地各種歷史錯誤、腐敗現象、社會問題時，他們認定這是避重就輕，而必須以他們心目中的“真相”提及和詮釋諸如八九學運等事件；對任何相反證據、任何國家安全和政治穩定的考慮，即指責為“洗腦”。

當李麗珊小姐于1996年為香港取得的首塊奧運金牌被列作中國人之光的例子時，他們即聲明九六年的香港人非中國人，從而指控 “洗腦”。甚至電視每日播放一次國歌，也被視為 “洗腦”。

綜觀整個“反洗腦”浪潮，按照他們的狹隘立場和上述的霸道行徑，確是一場不折不扣的洗腦運動。從更廣闊的角度看，則是回歸以來一系列文化、價值衝突的一個片段。從政治學上，則是民族國家和公民社會在原則上的碰撞。

歷史：政府要首先面對

在此，我們沒有必要細探反對派如何刻意把“國民”和“公民”身份對立，“党、國”不分；如何強行堆砌“本土意識”來對抗“民族意識”；如何把釣魚文當成真相來醜化中共、中華而弄出笑話。

當一個族群長期欠缺國家意識、國際視野，其歷史觀和世界觀必然錯漏滿篇。我們既然已經注意到這個浪潮的根本原因，就應針對主因，思考對策。

一般社會運動，肇始者多數是躁進的大學生；在一般工農階級加入之前，都不能稱為真正的群眾運動。這場“反洗腦”浪潮亦如是，正因此，他們的罷課不獲回應而流產收場。

然而，上述的“嫌共”和“公民社會幻覺”心理，仍普遍存在於七零至九零後，他們要麼已經有剛剛開始念書的孩子，要麼在接受高中、大專教育，將是社會的核心。

要知道，教育的對象是兒童，但教育的控制權操於文化界、教育界、家長之手。即使反對浪潮退下，課程如期開始，也只會被他們敷衍，難以收效。可以說，國民教育的第一個物件就應該是實施教育的成年人，包括家長、教師、甚至少數承襲港英思維的特區官員。

彼之所拒，乃彼之所缺，共產主義立場的建國歷史教育是有必要的。它能從人民的、階級的角度，解釋新中國的合理性；特別是建國三十年“換了人間”的工業建設和社會改革，不僅可以澄清對“共產”的偏見，還有助於重新樹立民族自信，培養認同感，並且闡揚國家體制的關鍵歷史作用，有利陸、港關係的正確認識。

今天的“國情教育”，不外遊山玩水，見識市場經濟下的社會進步，這雖不會引起反彈，但結果也只是隔靴搔癢。既然第一個目標是文教界、大學生 ——最注重“原則”的一群，我們的做法更應該一如我們香港俗語所謂的“到肉”：直截了當，徑指國家原則。

所以，即使香港政府以至中央媒體已經清楚解釋“洗腦”疑懼，且表明一些受爭議的教材並非強制性的，也都只是緩兵之計。即使把“團結無私”改得沒那麼肉麻，而且更準確的“屬於人民、不受資產階級左右”，反對者也不會改變立場，不會接受這樣的闡釋，因為他們無法理解。

讓人憂慮的是，如果政府繼續回避新中國的左翼建國邏輯，一味強調課程的“高度自由選擇性”，最終只會使課程發展成殖民時代的歷史和公民教育教材的合輯，而淪為西方視角的、抽離民族身份的“中國研究”——這也是一些“公民社會論者”所僅能接受的模式——其中對新中國的描述，也將因為沒有左翼論述的支撐，繼續被唾為洗腦與獻媚，就好像那套《中國模式》一樣。

認同：既如亡羊

本應在回歸之初就落實的國民教育，一拖十五年，誤了整整一代人。在民族感情上，我們痛感他們的迷失，目睹他們對來訪的太空人說“滾”，我們感到可恥。

在實際上，世界經濟競爭日趨劇烈，香港這個小城市難以獨全，我們無法想像他們自絕於民族後，還如何找到可靠的盟友，故感到可悲；在權責上，他們腳踏國家的肩膀，卻以為“城邦”頂天立地，拒絕向國家承擔國民責任，無視前人的奮鬥和犧牲，還在高談“公民社會”，自打嘴巴，我們感到可笑。

儘管他們可恥、可悲、可笑，儘管視我們為敵，但責任還在於我們，而他們是受害者。亡羊補牢，如果正確的國民教育無法及時推行，受害的會是另一頭羔羊，他將迷失圈外，抱懷世界大同的癡想，陷進各種虎口。一錯不可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