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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提高個人及獨居免稅額

政府應提高個人及獨居免稅額 李家家 愛護香港力量行動召集人 香港在2007年開始至2014年,社會生產總值累積有26.99%的升幅,但同期只計算生活必需的甲類物價指數卻累積升27.51%,經濟增長跑輸通脹,小市民的生活壓力可想而知,生活質素下降,民眾的怨氣自然增多。 雖然香港實行低稅政策,但對納稅人影響最深的個人免稅額卻由2006年的10萬元有限量地調高至2015年的12萬元,累計升幅只得20%,除了不能和生產總值同步外,更遠遠落後於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由2006年至2015年的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累計升幅達35.28%,比免稅額升幅多15.28%。因此財政司在制定來年財政預算時,應計算由2006年至2016年4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的升幅,提高個人免稅額至和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同步,保障基層市民生活水平。 香港社會計算個人生活支出的所需,一向有一套被社會大眾所接受的客觀標準,以申請公屋的入息上限為例,一人的入息上限是月入10,100元,兩人是月入16,140元。申請綜援的資產上限,一人是28,000元,兩人是43,500元。這充分說明,兩人或以上同住能大幅降低生活支出所需。但香港入息稅卻完全忽視這個要素,不論你是家庭中的一分子或是一位獨立居住人士,都是劃一計算個人免稅額,這樣未免有失公允,政府需要重新檢討有關制度。 政府除重新檢討免稅額制度,提高個人免稅額至能抵消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升幅外,還需適當增加個人獨居免稅額,基本要達到個人免稅額的40%。2014年度,香港政府的薪俸稅收入有556億元,佔全年稅收2,435億元不足四分之一,共有182萬人需繳交薪俸稅,其中5%的納稅人(約9萬人,平均每人繳納37萬元的稅款),共繳納了六成的薪俸稅,他們全部是繳交15%標準稅率的超級「打工仔」,免稅額多少對他們完全沒影響。其餘只繳納222億元薪俸稅的173萬納稅人,有42.4萬人每年只交付平均1,000元的薪俸稅。如果將個人免稅額提高,並保持不低於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增幅,對香港政府稅收影響將會十分輕微。相比較每年退稅或寬減75%薪俸稅,此舉更能幫助草根及中產階層紓困,減輕他們的壓力。 本年度寬減75%薪俸稅上限2萬元的措施,對中低收入人士幫助不大。年收入達到90萬或以上的上層精英(約16萬多人),每人能取回2萬元寬減上限。對年收入90萬元的人群來說,這些退稅對他們而言只是錦上添花。年收入50萬元的中產階層(約33萬多人),只能平均每人取回15,000元寬減,對年收入平均50萬元的中產人士,15,000元退稅,絕對稱不上雪中送炭。人數多達424萬元,每年收入不超過20萬元的草根階層,每人只有平均700元寬減,可謂是杯水車薪,毫無幫助。提高個人免稅額及增加獨居免稅額,將更有效及更公平地幫助基層及中產階層改善生活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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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工爆料佔中三丑欺眾騙捐幕後金主水喉操控

義工爆料佔中三丑欺眾騙捐幕後金主水喉操控 公開「詐窮」博同情 私下違諾狂收大額獻金 繼早前一名自稱「小人物」的「佔中」義工向本報爆料,披露「佔中」和「外國神秘人」之間以及「佔中黑金」資金鏈的「黑幕」後,再有一名自稱不滿「佔中三丑」籌款手法的「佔中」義工昨日來函本報進一步爆料,指「佔中三丑」之一的陳健民早於2013年8月和10月先後以銀行存款「報細數」扮窮,欺騙支持者捐款,實際上當時幕後早已收取大筆不可告人的巨額捐款,包括三筆逾60萬元的捐款、一張50萬元銀行本票,及後來多筆10萬元至100萬元不等捐款。經此欺眾騙捐的伎倆,支票、本票和現金源源不絕捐到「三丑」手上。 該名爆料義工質疑,「佔中」捐款人數少、款額低,沒有巨額捐款不可能以千萬元支撐「佔中」,分批大額捐款就是把同一財源化整為零。爆料義工要求「三丑」交代相關銀行結餘和「佔中」捐款人數,以正視聽,更直言「佔中」失敗是由於「三丑」只聽「金主」的話,脫離支持者,「三丑」之間也開始出現分化。 由於該「佔中」義工披露的新情節值得社會各界深入討論,本報決定刊登來函全文如下: 一名自稱「小人物」的人向你們(香港文匯報)爆料,指佔中帳目不清,而且要求戴耀廷和太太羅眉笑,以及陳健民、朱耀明、陳文敏、鄧偉棕等公開解釋,公布錢銀往來,我舉腳贊成。 八月十六日,有記者當面問戴耀廷自己有沒有收過民主發展網絡的錢,戴耀廷左閃右避,又不肯承諾公開核數師報告的時間,我在佔中期間對三子的籌款手法已經不滿,現在是極之反感,決定加入爆料。 我是佔中義工,當初加入佔中運動,是認同真普選理念,而且信戴耀廷,以為靠廣大市民參加,只要癱瘓中環,北京就會跪低。 在錢的問題上,我和其他學生一樣,認為不需要大筆經費,事後「學民」和學聯證明,搞大型運動,可以用種種媒體聯繫群眾,只要有群眾,根本不必大灑金錢。更重要的是,我們不想被金主操控,所以堅持不能收大額捐款。去年有人在網上爆黎智英通過美國佬Mark Simon向泛民長期大額捐款的資料,就說明區區幾千萬就可以長期操控幾乎全部的泛民議員。 我們不想佔中運動變質,幾經辛苦,才迫到戴耀廷、朱耀明和陳健民公開承諾不收大額捐款。如果大家要查,可以查2013年3月28日明報和同日的太陽報引述朱耀明和戴耀廷的保證。2013年4月6日的明報更引戴耀廷說:捐款上限可設在五千元至一萬元之間。 2013年8月16日,蘋果日報報道:「早明言不接受大額捐款的和平佔中,至今仍處於清貧狀態……陳健民直言,由於他們不希望靠大筆捐款支持,所以正在構思一些不同階層均可捐款方法,如義賣佔中糯米雞……捐二、三百元都好感激……」我當時就質問,7月1日大遊行已經收到超過80萬,報道出街當日銀行結餘有一百一十六萬四千元,陳健民公開扮窮,就一定是想瞞着佔中支持者收一些不可告人的大額捐款。 2013年10月8日,信報報道陳健民「呼籲市民每人捐1,000元,目標是約5,000人響應……陳健民透露,佔中目前剩約50萬元,籌款急切……曾考慮是否容許大額捐款,但由於設捐款上限︰…因此作罷。」 我當時發火,陳健民訪問出街當日,銀行結餘有一百三十四萬元,為什麼說只有五十萬,錢呢?沒有人敢答我。 上面兩篇報道出街時銀行結餘有多少,如何「清貧」?請佔中三子公開交代。 更加離譜的是,10月8日這篇文章出街之前,佔中三子已經開始收大額捐款,2013年9月2日收二十萬六千六百八十元,2013年9月9日收二十萬元,2013年9月30日又再收二十萬元,這三筆已經超過六十萬元。 任何有籌款經驗的人,包括賣旗的小學生、東華三院總理、保良局總理都知道,要籌款成績好就要靠大額捐款。佔中籌款一樣,佔中運動由2013年1月戴耀廷寫第一篇呼籲佔中的文章開始,經過銀行戶口收到,包括ATM和轉帳的捐款,只有一千筆,這裡面還有重複捐,每次一百幾十的人,有作大之嫌,無論如何,肯定沒有陳健民說的五千人響應,捐的大多不過一千元,總數不過一百萬,不可能有後來佔中花掉的過千萬。佔中花的錢,有些大家見不到,但報紙廣告所費不菲,錢從何來?給香港大學的幾百萬,又錢從何來? 佔中三子從來不敢公開說收到幾多人的捐款,因為人數太少,太難看。如果三子不同意我的說法,請現身。 開始收大額捐款之後,佔中運動之後就跟錢走,也就是跟金主走,我從頭到尾不明白,欠了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鍾庭耀什麼?有什麼必要給鍾庭耀三百萬,而且不找其他大學報價,戴耀廷和鍾庭耀是什麼關係? 佔中三子在2013年公開詐窮之後,10月22日就有人入了一張五十萬元銀行本票。之後十萬,二十萬,五十萬,一百萬的支票、本票和現金收到手軟。我真不知道原來籌款可以這樣容易。我有理由相信,這些大額捐款,也是化整為零,背後是同一個來源。 為什麼會有本票和現金入數?答案很簡單:因為可以隱藏身份。去年泛民議員被爆料收黎智英捐款,就是收本票。2013年4月,戴耀廷太太羅眉笑入了十萬元現金入佔中戶口,只是一個例子。戴耀廷和羅眉笑,你們會否認嗎?現金是誰給的,你們肯講嗎? 戴耀廷被記者當面質問他個人有沒有收錢,錢有沒有入自己戶口,自己有沒有用?據說有立法會議員被廉署查挪用捐款,戴耀廷知道嗎?是嚴肅問題,他竟然閃避問題,戴耀廷還有政治光環嗎? 陳健民話佔中清貧,收的捐款,七十萬給了戴耀廷,不必公開交代錢是怎樣用的嗎?有單據有記錄有獲授權嗎? 佔中失敗,原因很多,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佔中三子被錢牽着走,捐錢的人話事,捐的越多越大聲,發展到後期,無論是對北京的立場,或者是撤不撤離,自首不自首,只聽金主的話,脫離支持者,三子之間也開始出現分化。 我們走在一起,就是要爭取真普選可以帶來的平等和公義,反對小圈子選舉的金權作用,誰知道佔中三子也擺脫不了錢,我們被人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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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涉收佔中241萬

港大涉收佔中241萬 獨家爆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龔瑾) 香港大學「秘密捐款」的「黑金」問題懸而未決、「佔中」從未公佈籌款收支,引起自稱於「佔中」期間協助處理財務問題的「小人物」來函本報爆料。爆料人指稱,香港大學「秘密捐款」中的3張連號本票來自「黎先生」;與「佔中」關係緊密甚至借出銀行戶口的民主發展網絡,幕後金主則是「外國神秘人」;「佔中三丑」之一戴耀廷曾於13個月內,收取民網15張總值近78萬元的支票,平均每月約6萬元。爆料者又披露,港大先後收取了為「佔中」收集款項的民網5張總數約241萬元的支票,與港大「捐款報告」所指的約261萬元有出入,令人質疑港大「甘願做『佔中大本營』」,促港大繼續追查事件。 承諾公開收支無履行 惹不滿 「小人物」表示,自己在「佔中」期間「有份幫手睇錢銀往來」,也曾捐錢支持,現在選擇爆料,是因為「佔中」三丑籌款時承諾公開交代財務收支卻未有履行,以及港大於「秘密捐款」的調查避重就輕,令他「不吐不快」。 爆料者稱,「佔中」借用民網的滙豐支票戶口公開籌款,並籌得大筆現金,單是銀行戶口有記錄就有約1,100萬元,還有戶口以外的現金交收和大量物資。這筆錢除了用於「佔領」行動運作,還有不少湧到港大。 爆料者又說,港大先後收了民網5張大額支票,支票簽發日期分別是2013年10月7日、2014年1月29日、2014年2月18日、2014年11月17日及2014年12月16日,總數為約241萬元,用於「佔中」委託工作,與港大「捐款報告」所指的約261萬元有出入,「香港大學審核委員會報告書第20頁的七條數錯了,有20萬(元)不明來歷。」 他又質疑港大收取這些支票的做法,「香港大學沒有眼睛嗎?不知道民主發展網絡就是『佔中』嗎?抑或港大甘願做『佔中大本營』?」他促請港大就事件繼續追查。 朱牧捐款來自黎先生 白手套 就社會議論最多的「秘密捐款」一事,至今仍未知道「佔中三丑」之一的朱耀明牧師所指的「熱心市民」是誰,爆料者則稱這些錢「絕對不是朱耀明的錢,朱耀明只是幕後黑手的白手套」,並指這些錢均來自「黎先生」。「小人物」質問朱耀明︰「我說錢是黎先生給你的,你敢公開否認嗎?」 他在投書中暗示︰「滙豐銀行觀塘分行是黎先生的慣用銀行,開本票以隱藏身份是其慣用手法,黎先生的錢,民主發展網絡也收過,黎先生、『佔中』、朱耀明牧師、民主發展網絡、港大法律學院、鍾庭耀之間的關係,不是很清楚嗎?」 此外,戴耀廷亦被揭發一直收取民網的錢。爆料者表示,民網在2013年9月至2014年10月的13個月內,共開了15張總值778,658元的支票給戴耀廷,平均一個月約6萬元。他質疑道︰「這些錢是什麼?鍾庭耀有沒有收過?陳文敏有沒有?」爆料者更稱,自己曾親耳聽過戴耀廷說:「鬼佬校長唔識中文,副校長唔識政治,做咗再算。」 幾十萬購買通訊器材 最先進 「小人物」又爆料說,去年7月1日的「佔中」預演,有人租文華酒店房間監控指揮;至 「佔領」行動爆發,又有人租萬豪酒店房間監控金鐘主場,但用的不是民網的錢;而民網亦曾用幾十萬元購買「最先進」的、但不是大台音響的通訊器材。 就民網逾千萬元款項方面,他則寫到︰「有沒有外地錢?我知,是外國神秘人,有需要再講。戴耀廷太太羅眉笑經手,十萬元現金入數,我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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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心病狂攻民黨港大黃衛兵黑手

攻民黨余若薇、梁家傑、陳淑莊全程在埸嗌咪指揮廢青及廢輪公老坑暴力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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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院校自主還我平靜書桌

尊重院校自主還我平靜書桌 筆者1997年進入港大讀博士、2005年回港大任教,既是港大校友,又是港大教授(終身教職)。作為沉默的大多數,我們對暴力圍攻校委會事件實在是忍無可忍,有話要說! 說給學生會的話 我們認為,港大在過去100年裏所形成的管治架構,能夠有效保障院校自主、學術自由。校委會作為港大最高權力機關,更應得到各方的尊重和愛護。所以,過去幾年裏,對於校委會關於新舊校長更替的決定,我們雖有所不滿,但最終都選擇了尊重。因為我們相信民主,維護法治。這次衝擊校委會事件中,部分學生用暴力和禁錮手段強迫委員按其意願辦事。這其實是打着民主的旗幟,施行暴力和專政,這種「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做法,與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有什麼兩樣? 我們想提請當事者反思一些原則性問題:院校自主的真正主體是誰?是教授還是學生?那你們有沒有諮詢過教授們的意見?是否想拋棄港大現有管治架構?是否要放棄院校自主、教授治校?是否想由學生會來接管港大? 說給外來干預者的話 我們這些沉默的大多數,很想對那些所謂的港大關注組、「港大校友」等外來干預者說一聲:「對不起!你不代表我!」作為院校自主的真正主人,我們才是港大命運的主宰者。在掀翻我們平靜的書桌之前,你們有沒有聽過我們的聲音、尊重我們的意願?其實,我們並不認同法律學院某些同事的做法,更不願意這些政治人物進而管治整個港大。但,我們一向尊重既定的規章制度,相信它行之有效、公平合理,所以,我們一直保持沉默。 但是,沉默並不等於默許你們粗暴干預院校自主,並不等於默許你們將港大變成政治鬥爭的激烈戰場。你們為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不但掀翻了我們平靜的書桌,還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釋放出暴力和專制的魔鬼。請問你們到底是何居心? 說給陳文敏的話 港大共有10個學院,法律學院只是十分之一。但是,僅這一小部分,你也沒曾管理好。你沒有博士學位,沒有真正的學術建樹,我們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在任法律學院院長時,帶頭鼓勵「佔中」,捐款處理不當,既破壞了法治,又違反了校規。這令我們很難接受。我們實在難以相信你有資格或者還有顏面擔任副校長。即使你僥倖當上,又當如何服眾? 說給社會各界的話 港大其實有很多教授,其能力和品格均在陳文敏之上。只是因為港大所有事務已經被高度政治化而不敢出來競選副校長。有報道指陳教授已經被廉署立案跟進,還有大量「手尾」要跟,校委會謹慎行事,合情合理。而在如此事實不清、爭議頗大的情况下,某些社會政治勢力仍要強行扶其上位,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警惕其背後隱藏的更大的政治陰謀和利益盤算。 我們感謝社會各界的關心。也衷心希望大家尊重和維護我們的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請相信港大的管治架構,請尊重我們這沉默的大多數,也請還給我們平靜的書桌,讓政治遠離港大。謝謝! 作者是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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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護孩子遠離社運學運分子

守護孩子遠離社運學運分子 李家家 愛護香港力量召集人 台灣「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發言人林冠華日前燒炭自殺,事件震驚台灣及國際之餘,也直接為香港無日無之的社運學運敲響了黑色警號。 「學民思潮」這個自稱是中學生自發組織的社運團體,每年營運資金卻過百萬,並有律師及核數師提供義務服務。其藉「反國教」一炮而紅,到去年「佔中」一役時,學聯學民成員成為「佔中」的主要領導組織及發言組織。中學生、大學大專生參與社運學運,儼然成為現今世代最為時髦的事。可惜面對紛繁複雜的社會問題,不論性質如何,輕重大小,這批從未踏足社會,毫無實際工作經驗的未來社會棟樑只懂得以「鬥激鬥出位」的方法來表達訴求。 眾所周知,香港的社運學運是直接取經於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台灣今天有學運青年為理想「殉道」吸引全球目光,難保自詡「生於亂世有重責任」的港青不會緊隨台青的後塵,一時「熱血上腦」,以死亡來換取成為新聞頭版的光環。 回顧兩個月前,立法會表決政改方案前夕,警方於蠔涌廢棄廠房搗破了本土派組織「全國獨立黨」(NIP)製造和試爆炸彈的陰謀。公民黨不譴責極端組織的極端行為,還迫不及待地為極端行為辯護。毛孟靜認為是「插贓嫁禍」,梁家傑則質疑造炸彈「炸邊個」。但如果激進分子有半點理性可言的話,違法「佔中」「鳩嗚」等暴行根本就不會發生。公民黨作為「佔中」主要推手之一,毛梁企圖包庇、縱容、煽動激進分子及「社運仔」的瘋狂行為實在令人側目。 就算放下「炸彈黨」這等極端例子不說,後「佔中」期出現的那些「進步青年」組成及壯大的激進團體如「熱血公民」及「本土派」組織,多次於港九新界各處進行「鳩嗚」、「反水貨客」等擾民行動,暴力程度一次次升級。更不幸的是,連高等學府的青年學生也相繼往「廢青化」的死路邁進。前有中大學生會會長王澄烽發表「假如把汽油彈擲向警察和『反佔中』人士等同擲向機器」,此等令人不寒而慄的「豪言壯語」;近有港大學生會馮敬恩帶領大學生「以武制暴」,蜂擁而上暴力圍堵、衝撞校務委員的事件。「暴力抗爭」的種子,早已埋在香港少數青少年及社會失敗者心底,並等待發芽。 歸根結底,由「學民思潮」「反國教」到「雙學」「佔中」,後來的「鳩嗚」、「反水貨客」等等暴力衝擊行動,到底誰讓一部分的青少年由此變為瘋狂的一代,甘願把青春浪費在自以為正確的社會抗爭?政棍學棍從來只會煽動別人的子女上街,成為他們的免費政治工具,為他們爭取政治利益和本錢。守護孩子,由自身開始。莫要待警局或醫院來電,才知道自己的子女已成為反對派所謂「民主」的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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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遵義拯救我們的下一代

劉遵義拯救我們的下一代 香港中文大學前校長、港大校委會成員劉麥嘉軒丈夫劉遵義在報章撰文,形容妻子在上星期參與港大校委會會議後,被一群暴徒追截、圍堵、嘲弄、咒罵,形容當晚參與行動的年輕人是“被寵壞的小混蛋們”,而且應該受到懲誡,例如監禁一天,或做100小時的社會服務。 劉遵義在文章表示,年輕人應該對不同的觀點持開放態度,而不同的意見並不一定是錯的意見。他質疑參與行動的年輕人是否已準備好,承擔作為成年人的責任,及利用和慫恿這些年輕人行動的“成年人”的動機。他在文中反問,納稅人的錢是否應該繼續用在驕縱以自我為中心、對其他人的自由和權利,全無尊重和關切的“被寵壞的小混蛋們”身上。 他指事件意味並非所有香港人,都已準備好接受民主政制,認為如果下一代不知禮,也不知恥,香港不會有前途。 以下為劉遵義在明報發表的文章全文:   劉遵義﹕拯救我們的下一代 我寫這篇評論,並非因為內子嘉軒,作為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的成員,在上周二晚上,參加該委員會會議後,被一群暴徒追截、圍堵、嘲弄、咒罵(我希望他們不是來自一所香港最優秀的高等學府的學生。他們絕對不符合受過教育的人應達的標準)。我寫這篇評論,也並非想就香港大學一名副校長的任命的適當性發表意見。這應該是大學根據法定程式來決定的事情,作為一個以法治為榮的城市,香港能夠,也應該,按照符合法治的要求辦事。但是,我對於我們的一些年輕人當晚的行動深感失望,我對於他們的未來和香港的未來都覺得絕望。 不同的意見 不一定是錯的意見 上周二晚發生的事不應該在任何文明社會發生,更別說是在一個高等學府內。大學是研究、教育和學習之地,是自由開放地交換意見和進行理性論述之地。年輕人可以也應該富有理想主義,並自由地熱烈擁抱他們的信仰,但他們應該對與他們不同的觀點保持開放的態度。否則,他們為什麼要上大學?年輕人應該學會的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對可能與他們不同的觀點保持包容,而且保持謙卑,試圖從這些不同的觀點處學習。不同的意見,並不一定是錯的意見。 上周二晚那種暴徒式的行為讓人質疑,這些年輕人是否已經準備好,能承擔作為成年人的責任?也讓人質疑,他們是否被恰當地養育成人和接受教育?還讓人質疑,那些利用和慫恿他們的“成年人”的動機?最後,也讓人質疑,香港的納稅人的錢,是否應該繼續被用在驕縱這些以自我為中心,對其他人的自由和權利全無尊重和關切的“被寵壞的小混蛋們”身上? 那些參與了上周二晚上的暴徒式行動的人,應該得到教訓,就是做出如此不可接受而且不合法的行為,是會有代價的。小懲大誡,比如監禁一天,或做100個小時的社會服務,會對這些年輕人大有好處。如果這些人真心相信他們自身的正義,他們應該願意為他們的信仰坐牢,就像金大中、曼德拉與曾德成一樣。而且,如果這些暴徒再次不受懲罰便了事,就會鼓勵類似的行為在其他地方發生,被用以爭取不同的訴求,那麼香港就會變成真的無法管治。 我非常遺憾地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上周二晚上的事件在我看來,意味著並非所有香港人都已經準備好接受民主政制。民主並不是比誰喊得大聲,或誰能對其他人的生活造成最大的干擾。民主管治體系成功的一個前提是,需要全面接受法治,而非選擇性接受法治。選擇性接受法治將迅速墮落成暴徒統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對於維護公眾對法律的敬畏和遵守是非常重要的。不執行的法律,或選擇性執行的法律,都是胡鬧,倒不如沒有這法律更好,而且會鼓勵公眾輕蔑法律、不守法和詭辯。 民主管治體系成功的另一個前提是,失敗者要願意大方地承認失敗並接受結果。只要最基礎的制度不受損害,接受競選或者投票的失敗,是完全沒有問題而且值得尊敬的。下次總有機會贏回來。這就是為什麼保持和保護體制的完整性比贏得勝利重要得多。如果失敗者不願意接受失敗,而繼續用非法手段挑戰結果,民主的體系就不能運作,也不能繼續存在(例如泰國)。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就是一個好例子。他有風度地接受了最高法院的判決,即小布殊在佛羅里達州勝出。雖然戈爾可以挑戰這個判決,但如果他挑戰的話,就會引發國家混亂和不穩定。許多人至今仍然相信,當年在佛羅里達州勝出的是戈爾,但戈爾將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國家體制的完整性放在他個人利益之上。 強迫武力不能贏得人心 我們的年輕人需要被教導,人心不能靠強迫和武力贏得。舉個例子,如果一位男士向一名女士求婚,威脅說要傷害她的家人,或者說如果不應允就自殺,都無助於說服女士答應而非拒絕。我懷疑,即便在這樣的威脅下,也不會有女士就範。實際上,屈服於威脅並沒有什麼好結果。這就是為什麼美國政府堅持不向恐怖分子支付贖金以換回美國人質。如果這些綁架者和潛在的綁架者知道並預期贖金會陸續有來,綁架事件只會更多,而非更少。向暴徒統治屈服也一樣。如果大學這次滿足了這些暴徒的要求,就會產生道德風險,會引發更多的要求。下一個必須滿足的要求可能是全免學費,之後可能是開除給分嚴格的教授。這要什麼時候才到頭?強迫、武力和恐嚇應該在香港,尤其是在一所高等學府,無立錐之地。我希望上周二的事件可以鼓勵我們所有人,無論站在什麼政治立場,都去反思,我們能夠而且應該如何教育和拯救我們的下一代。如果我們的下一代不知禮也不知恥,香港就不會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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