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的六四,虛假的道德優越感.

六四不止是中國的傷口,亦是香港及身處外地(咪又係美國!)小部份政治蛆蟲手頭上最大亦即唯一的「搵食老本錢」,更是大部份由自大變成自卑的港人尋求「心靈安慰」的出路。而那些自命是「高等華人」的可憐蟲每天一邊大罵中國內地人是蝗蟲蝗蟲,當中更有一些智障(已不可以反智稱之)言論說什麼香港應該獨立云云;另一邊廂卻又精神分裂每年一到六四就忽然「關懷中國民主」。當然,叫叫口號,賺了便宜的「良知」,自我感覺良好之後,又可以「香港人」的身分自豪,在臉書上肺嗡認威威了!

虛假的道德優越感-林沛理

港人原本具自卑感和罪惡感,卻因有了六四,確立了自己面對大陸的道德主體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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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6-20 亞洲週刊

林沛理,《瞄》(Muse)雜誌主編,美國紐約Syracuse University香港中心客座教授,著有評論集《影像的邏輯與思維》、《香港,你還剩下多少》及《能說「不」的秘密》(次文化堂出版)。

我接下來要發表的有關「六四」的言論可能會引起某些人反感,甚至憤怒,所以讓我先在這裏表態:跟很多香港人一樣,我贊成盡快平反「六四」。對中國政府來說,平反「六四」不僅是應該做的事情(the right thing to do),也是明智、合乎其自身利益的事情 (the sane thing to do)。那些嘗試為血洗天安門廣場找藉口的辯護士(apologists),以及企圖從中國近二十年來取得的經濟成就去反證(vindicate)中國政府的鎮壓決定正確的所謂務實派(pragmatists),不論在道德上與邏輯上都站不住腳。

道德的問題早有公論,在這裏只談邏輯。消費者與投資者無須也無法掌握沒有遺漏的「完全信息」(perfect information),也可以在市場上做明智的決定。同樣道理,我們無須知道有關六四的一切,也可以對這宗歷史事件作出成熟、合理的判斷。中國無疑在六四之後二十年來在經濟方面屢創佳績,可是如果說這就是事實勝於雄辯,證明中國六四當日狠下心腸的做法正確,那就是犯了因果倒置、將「in spite of」(儘管) 當成「 because of」(由於)的典型邏輯謬誤。至於將屠城的責任歸咎於學生的不肯妥協和學生領袖的權力鬥爭,則是一種常用的「怪責受害者」(blame the victim)策略;其荒誕與對邏輯的扭曲,等於說一名夜歸女士被強姦,罪魁禍首不是行事的色魔,而是女士所穿的短裙和背心。

正因為六四呈現出一幅道德清晰度(moral clarity)異常明確的圖像,它每一年都給香港人一個挺直腰杆、攀上道德高地的機會。香港人爭取平反六四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在這個過程之中、在「自我感覺良好」的政客誤導和自以為是的傳媒推波助瀾之下,他們所萌生的虛假道德優越感(false sense of moral superiority)。

一個快樂的妓女令人痛心疾首,一個穩定繁榮的殖民地則令人義憤填膺。香港對自己的殖民地身份從來甘之如飴,甚至沾沾自喜、戀戀不捨;對英國這殖民地主人從來唯命是從。在被英國統治的一百五十五年歷史中,香港從未出現過一個重要的反殖民統治英雄——李小龍不過是個電影明星而已。香港人的「靜好歲月」和「安穩現世」建基於與殖民者的共謀和合作。這種串通式的殖民主義(collusive colonialism)是香港得以成功的另一個骯髒秘密(dirty secret)。香港常被稱為經濟城市,其實經濟城市這個委婉詞隱含對香港人唯利是圖、只懂追求物質享受而對中華民族缺乏承擔的嚴厲批評。

香港人的自我形象和自尊長期建立在他們創造、累積和追逐的財富之上,並嘗試用金錢來補償他們對民族和國家的虧欠。的確,每一次香港人對大陸同胞的捐款和救濟,都隱約有贖罪(redemption)的含意。可是,九七之後至今接近十二年,大陸已經由香港的窮親戚(poor relative)變成恩主公(benefactor),一次又一次撐起香港的經濟。從經濟的角度而言,大陸不只是香港的現在,也成為了香港的未來。

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人可以如何面對一個他們曾經出賣過,今日卻反過來照顧他們的父親?若果沒有六四,香港人的自卑感和罪惡感將一發不可收拾。可是,因為有了六四,他們確立了自己面對大陸的道德主體地位。他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告訴自己,不管在殖民歷史上他們做過甚麼事情,也不管在今天他們怎樣倚賴大陸,他們在道德上畢竟是優越的,而他們對六四的立場就是明證。

這種道德上的優越感掩蓋了香港人與大陸的關係這方面應作的檢討,使香港人可以面不紅、耳不赤地一方面對大陸的人權和社會政策口誅筆伐,一方面對它的大恩小惠照單全收。這其實是一個在道德上無法站得住腳的立場(a morally indefensible position)——你既要咬那隻餵你的手,又要張大嘴巴讓它餵。這也解釋了大陸為何對香港人對民主、人權,以至平反六四的訴求那麼無動於衷。畢竟,香港人還沒有向大陸好好證明過,他們願意為民主和正義這些價值放棄確實的經濟利益。

貨櫃雞蟲情意結

最近在上海和一位朋友吃飯,她來自深圳,她說在九七前,深圳不少大街小巷都聚集香港的貨櫃車司機及貨車司機,這些司機態度十分惡劣,在大街小巷大叫,喝醉後當街找企街,有時公然調戲良家婦女,有時公然喝罵索價過高妓女,極盡言語上的侮辱,總之令深圳不少人感到極度討厭。後來這群人漸漸沒有從前的財大氣粗,就開始不停埋怨九七回歸,埋怨董建華,到後來,這群人終於完全絕跡深圳大街小巷。朋友說從前非常討厭香港人,認為香港人質素極低劣,來到上海工後,接觸不同類型香港人,印象才慢慢有所改變。

其實以上情況可以說在香港各個層面都出現,只是展現方法不同而已。貨櫃車司機因為收入相對國內人豐厚,當時可能每月能賺四萬,而當時國內人收入可能只有數百到千多元,擁有經濟上的絕對優越感,趾高氣揚不可一世,要多醜惡有多醜惡。後來大陸物流發展起來,香港優勢漸失,這是大勢所趨,與回歸毫無關連,與老董亦無關連,但這群人口中傳給大陸人的訊息,就是回歸與老董。筆者且將這現像命名為貨櫃雞蟲情意結。

不少香港洋奴其實與這群貨櫃車司機的情況完全一樣,筆者不少朋友八十年代大學畢業,當年電機電子工程畢業是天之驕子,現在基本上工種完全消失;八十年代香港廣告公司與製作公司如日中天,現在生存空間非常有限;八十年代香港由<英雄本色>掀起電影黃金歲月,香港極速成為東方荷里活,現在基本上所有電影人都要回祖國才能生存;九十年代生果日報出現帶起傳媒大執位,傳媒人工資三級跳,回歸後到現在,不少傳媒工作者難以養妻活兒。回歸後香港整體機會確實減少了百分之九十,每個人都面對生存的困難,但我們只要仔細想,沒有回歸,香港就能保持現狀嗎?所有的機會消失,那一樣是與回歸有關?

從前中國大陸是香港的後花園,是香港的生產基地,在歷史轉折期,中國大陸自我發展起來,從後花園變成了香港的競爭對手,而且不是單一競爭對手,是十多個城市與香港競爭,香港八九十年代時享受這城市迴光反照的最後光芒,原因是大量企業開始北移,香港享受著無限供應的廉價勞動力,這個老好時光過去,香港不少人成為人老珠黃的怨婦,埋怨回歸,埋怨董建華,埋怨香港政府,沉醉在貨櫃雞蟲情意結中。

在文化與政治上,無論有沒有宣之於口,貨櫃雞蟲情意結更表露無遺,香港不少人一向以高一級文明人自居,回歸後,不少人埋怨香港愈來愈中國化,意圖努力阻止香港中國化,內心總認為抗拒中國化,才能保持文化優越感,一年一度的六四晚會已成為這個保持優越感的圖騰。

無論我們是否喜歡中國掘起,這是一個客觀現實,這個世界不是為我們而生,不是為我們而設,我們只有接受現實,適應現實,才可以生存,但香港不少人卻成為一代怨男怨婦,躲在家中身穿華服,面塗盈尺化妝品埋怨外面是沒有品味的洪荒世界。中國大陸的掘起與不少港人息息相關,亞視新聞增加大陸新聞比重原是符合社會轉變的方針,卻被這些貨櫃雞蟲情意結怨男怨婦嘲為CCTV!

不少怨男怨婦埋怨香港傳媒愈來愈失去自由,自我審查,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知道香港言論自由並沒有改變,香港向來都是一個言論放縱的地方,因為香港告人誹謗很難成功。但任何人皆有自己的政治取向,傳媒老闆亦然,可惜近年傳媒老闆的政治取向不向這群人傾斜,就成為他們埋怨香港言論自由受損的証據,但這群怨男怨婦卻沒有法輪功妖人的勇氣與毅力,若認為言論自由被剝奪,大可仿傚他們在街上發表自己政見,一年到晚都沒有人會拘捕你。

筆者離開傳媒多年,偶然有機會和資深傳媒人吃飯,其中有人曾對筆者說,如他這樣學問通天的資深傳媒人,也感到愈來愈難生存,這個社會是否出現了很大問題?香港政府是不是出現了很大問題?筆者不好意思向他當場訓斥,但只知道,這只是貨櫃雞蟲情意結的另一展現而已,有沒有回歸,有沒有政府施政失誤,互聯網都在改變世界,全球媒體都在垂死掙扎,不懂適應世界,意圖阻止世界轉動的人,只能成為一代怨男。

幾則有別於所謂「主流」傾向、關於六四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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