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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英國人葉錫恩如此受港人愛戴 英國的香港良心——葉錫恩(Elsie Hume Elliot Tu，又稱為杜葉錫恩，Elliot及杜是兩段婚姻的冠夫姓)長眠香江，享年102歲。她是少數在香港贏得民眾愛戴的英國人，她長期為基層弱勢群體說話，反對英國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從五十年代到八九十年代，她爭取社會廉潔、催生香港廉政公署，扭轉香港貪污失控的局面，走向民主、實踐法治，葉錫恩就是身先士卒的重要推手。 葉錫恩於1913年6月2日生於英國紐卡素一個貧民窟，畢業於岩士唐學院(今紐卡素大學)。1948年與丈夫William Elliot奉派到中國江西省南昌傳教，1952年他們南下香港，目睹遍地難民與貧富懸殊，葉錫恩也因其夫的教會不願意介入對抗社會的不公義，宗教信念不同而與丈夫離異，並開始以港為家。在這個被許多中外人士視為「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的英國殖民地，她以其英國人的獨特身份，發揮悲天憫人的宗教情懷、怒目金剛的嫉惡本色以及作育人才的辦學精神。 五六十歲以上的香港人記憶猶新的，就是當年葉錫恩拿著相機拍攝警察貪污的罪證，鍥而不捨誓要追究到底的大無畏勇氣。五六十年代，大批難民南逃香港，人口暴增，物資匱乏，經濟低迷，港九以至荃灣葵涌各處遍布山邊木屋，擠住一家大小十幾口的比比皆是，生活環境惡劣，也成了罪惡溫牀，木屋區大火時有發生，消防救火往往是「有水(錢)放水，無水散水(收隊)」。港九新界無牌小販眾多，為了生活，向警察和有勢力人士派片(奉上孝敬錢)成了指定動作，收片幾乎變成警隊上上下下的例行公事，最有名的自是「五億探長」呂樂等一大批貪污探長。 創辦中學嘉惠寒門子弟 社會不公，小市民受苦，小販受氣，葉錫恩路見不平，挺身而出，她也注意到街童問題。在五十年代，當年基層市民每月收入不足100元，但中學學費每月50至100元，葉錫恩與杜學魁(1985年兩人結成夫婦)等決定開辦每月只收學費5元的廉價中學，理念是「社會因教育而光明」。 1954年，他們在九龍啟德新村山邊搭起帳蓬，權充教室，命名「慕光中學」，20年間在東九龍一帶輾轉辦學，終於在1972年於觀塘功樂道建成永久校舍，命名「慕光英文書院」，慕光至今運作了61個年頭，為大批清貧子弟提供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杜葉錫恩也一直擔任慕光的校監直至今年。她還創辦了朗誦及音樂推廣協會，鼓勵基層子弟參與朗誦和音樂活動。 1971年麥理浩出任港督後，開始對社會民生，特別是教育、醫療、廉政等方面作重大改革，葉錫恩正是推手之一。她將警察貪污罪證交給麥督，甚至跑到倫敦，向國會議員控訴，終於促使英國政府痛下決心，於1974年在港設立直轄於港督的廉政公署(ICAC)。 敢於為民請命，使葉錫恩成了市民的「冤情大使」，她獲選為市政局以至立法局議員。她還為跑馬地紙盒藏屍案的謀殺犯歐陽炳強尋求免死，一直上訴到英國樞密院，歐陽氏已於2002年出獄，現埋名隱姓。據統計，葉錫恩出任市政局議員三十餘年間，平均每週都有超過一百人向她求助，與她會面過的市民多達五十萬人。直至晚年，她仍會為基層撰文發聲，包括倡議政府正視長者生活津貼及住屋，關注教育問題。 葉錫恩是香港首批民選議員之一，在1963至1995年連任九屆市政局民選議席，又當選立法局議員。但直至八十年代中，市政局主席、立法局主席仍是港督，香港民主尚未起步。作為英國人的葉錫恩敢斥責殖民統治不公，挑戰殖民當局的權威，為社會追求民主公平大聲疾呼。她才是真正的香港良心。雖然她在市政局和立法局直選的角逐中，先後敗於司徒華手下，但無損她是香港「民主阿婆」的美譽。 這位「香港良心」真正做到「是其是，非其非」，她應聘出任港事顧問，應邀出任臨時立法會議員。1997年獲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授予大紫荊勳章(GBM)，成為香港首批大紫荊勳章得主之一。 公開支持二十三條立法 回歸後，特區政府推動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已退出政壇四年的杜葉錫恩於2002年12月，發表公開信支持二十三條立法，表明條例比美國和新加坡寬鬆。2007年11月，她公開支持因二十三條立法而請辭的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參加立法會補選，讚揚對方正直誠懇。同年12月，她質疑新當選立法會議員的陳方安生對民生一竅不通，批評她出任布政司和政務司司長期間對教育不聞不問，斥責她在出任社會福利署署長期間便應掌握到基層市民的苦況，不應在參選立法會時才了解到基層市民的苦況。 2012年國民教育風波中，杜葉錫恩表明，看過國教課程指引的綱領，看不到有「洗腦」的地方，對比一些特區官員懍於反對派氣焰而舉手投降，是何等光明磊落。杜葉錫恩生前透露﹕「在九七回歸當天，我高興得幾乎要跳起舞來，因為殖民地不民主的統治在當日結束。」她提醒那些忽然「民主派」：「要幫助有需要的市民，不是上街喊喊口號就行，而是與有關方面溝通。我絕不會在街上大叫大喊地示威請願！這只會逼得政府老羞成怒，無法改變社會問題，也不能改善市民生活。」 指民主派不民主 對於非法「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杜葉錫恩的評語是：「也許戴博士會有興趣通過外國『友好』，參觀和見證腐敗的民主。事實是，一九九七年後香港一些所謂『民主派』實際上是以其不民主的行動，延緩我們的民主進步。」

日本學運反對安倍戰爭法案掀起風潮，與迷戀軍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心態切割，獲近七成民意支持。日本學運的進步性，彰顯台港學運的反動性；台港學運對殖民統治的眷戀，被日本學運進步力量所嘲笑。 日本學運打了台港學運一巴掌 日本學運反對安倍的戰爭法案獲得了近七成民意的支持，以雷霆萬鈞之勢，凝聚數以十萬計的民眾上街示威，吸引廣大的青年學生與幾百名的憲法學者，成為日本自六十年代安保運動以後規模最大的一場學運，展示日本社會的強大動力。 日本這場學運不僅獲得多數人的支持，它所承載的信息與價值觀，對去年只有不到半數人支持的台灣太陽花學運和香港「佔中」的雨傘運動，都帶來重大衝擊。更直接的說，日本二零一五年學運，毋寧是對二零一四年的台港學運，打了一巴掌。 日本學運的訴求，揭發安倍的戰爭法案違反了日本憲法第九條，顯示民間珍惜日本戰後的和平體制，反對國家機器再度將人民捲入戰爭漩渦，反對日本二戰時所宣揚的軍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日本民意堅守當年麥克阿瑟統帥在憲法中所帶來的普世價值，揚棄迷信武力、以強凌弱的國際關係準則。這代表了日本社會主流與新一代對昔日軍國主義及歌頌殖民的歷史加以切割，慎防右翼的安倍政府在「正常國家」的幌子下，將當年的「大日本帝國」史觀借屍還魂。 因而日本學運就是對日本二戰的帝國主義心態及殖民史觀予以徹底的拋棄，讓安倍晉三和他的右翼勢力不能再用「正常國家」的名義偷偷地「移形換位」，將二戰時日本殖民主義餘緒重現。 但諷刺地，台灣與香港的學運在種種理想主義的外衣下，卻難掩殖民鄉愁的陰影。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上半身是反黑箱、爭民主，但下半身卻是台獨、戀殖。「台獨教父」李登輝就公然宣稱「日本是祖國」，而霸佔立法院、攻進行政院的學生則將中華民國的國旗倒掛，對「中華民國」四字極為不屑。香港的雨傘運動也以民主的名義，但卻有些人舉起了英國的米字旗，打出「我不是中國人」、「Hong　Kong is My Country」的口號。 這都顯示台港兩地學運的領袖既選擇性地遺忘，也缺乏歷史知識，漠視當年多少仁人志士為了擺脫殖民主義的枷鎖，拋頭顱，灑熱血。在台灣，只有少數皇民化家庭才會改上日本名字，李登輝變成了「岩里政男」，而《台灣民報》的蔣渭水、林獻堂等先輩，曾不斷與日本殖民當局博弈，爭取台灣人的尊嚴；他們不會忘記日本殖民政府在統治之初所採取的高壓殘暴手段，如一九一五年的「礁吧哖事件」屠殺逾千人，屍橫遍野；一九三零年的霧社事件，日本殖民政府甚至出動飛機和毒氣來鎮壓原住民，令人髮指。 事實上，今天台灣的「戀日派」都只是突出台灣殖民當局在四十年代的「現代性」的成就，對照中國大陸當時的貧窮落後，如李登輝最近回憶說他在四十年代去山東青島時，看到當地生活之嚴酷、窮困，言下之意充滿不屑，與他所仰慕的東洋「上國衣冠」不可同日而語。 其實日本的台灣殖民政策一直是歧視台灣人，不許台灣人念法律和政治等科系，而精英只有去念醫科，但在台灣光復之後，李登輝這位日本刑警的兒子也可以當上總統，而「三級貧戶」之子陳水扁也可以憑寒窗苦讀，進駐總統府。 香港學運以雨傘運動之名，在國際上展示爭取民主對抗強權的形象，但客觀上只是播下了港獨的種子，反共變成了反華，奏起了「去中國化」的政治交響樂。 雨傘運動浪潮五彩十色，像嘉年華一樣，但傘內卻是隱藏著分離主義的影子，如港獨之「影」，附民主之「形」。民主化、真普選等美麗圖畫迷惑年輕學子，但圖窮匕現。香港社會歧視大陸遊客的「驅蝗」行動，以及後來破壞商戶營業的「鳩嗚」行動，都顯示極端的港獨勢力綁架民主派的主流，損害了大多數市民的利益。 高喊「外抗強權」的雨傘運動變成了「內藏國賊」的遮羞布，越來越被香港沉默的大多數唾棄，最近也刺激泛民主派深刻反思，不要被香港極端勢力牽著鼻子走。 今年是中國人抗戰七十週年的紀念，在這場英勇壯烈、三千六百萬中國人犧牲的抗爭中，香港人並沒有缺席。當年活躍在港九與新界地區的東江縱隊游擊隊也從敵後對侵華日軍予以狙擊，展現香港人以小擊大、鄉村包圍城市的歷史傳奇。而今天那些佔中的街頭鬥士是否還有這樣抗日的「勇武」精神？ 從日本與英國的角度來看，那些在台灣「媚日」與在香港「媚英」的言論都成為笑柄。一些英國人已在社交媒體上呼籲港獨分子，不要將英國人心中神聖的米字旗與港獨扯上關係。日本的學運進步力量也嘲笑「李登輝們」，不要將日本人自己都感到不安的侵略史觀拿來表揚。 日本學運的進步性，彰顯台港學運的反動性。今天在日本街頭鼎沸的學運，也在歷史的舞台上，對太陽花學運和雨傘學運，打了響亮的一巴掌。

媚日不抗日 韓國與台灣同樣曾經歷過日本的殘酷殖民統治，韓國總統朴槿惠可以不理會美國的施壓，堅持到中國出席紀念抗日戰爭勝利閱兵；而台灣前副總統連戰以私人身份參加同一活動，則被國民黨、民進黨和其他台獨政團的圍攻，其中連戰曾出任主席的國民黨更要討論是否要黨紀處分。而此前，李登輝到日本說釣魚台是日本的，回來後又向日媒說台灣人的祖國是日本，台灣人沒有抗戰，當年是為日本祖國而戰，卻竟然受到保護。 韓國人對於日本人的戰爭罪行始終沒有忘記，對於日本政府抵賴戰爭責任的言論，韓國民眾必會強烈的反擊。而在台灣，具社會影響力的獨派名嘴，竟然公開說要停止紀念抗日戰爭勝利，因為他爸是日本兵。台韓同受日本軍國主義的殘害，為什麼韓國人會憤怒，而台灣則會出現感激之情。李登輝認日本為祖國，可能出任下屆總統的蔡英文請大家要包容，連戰到北京參加紀念抗日的活動，綠營就提告，這究是為日軍抱不平，還是替日本政府提告呢？ 抗日戰爭期間，在中國戰場上的漢奸兵（偽軍）竟然比侵華日軍還要多，這民族恥辱應永記。爭論誰是抗戰主力，比應對美日對中華民族當下及明確的威脅更重要嗎？日本侵華時期，中國所有正規武裝都屬於國民政府治下，共產黨是一支企圖建立新政權的新興民間武裝力量，前後兩者的實力懸殊；面對日軍全面侵華，那一支武裝承擔更主要的抗敵責任，還要爭拗嗎？面對日本重新的威脅，國人如仍在爭論七八十年前誰是抗日主導，就不怕把日本右翼政客都笑死了嗎？ 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可謂歷久彌新，起句是在呼喚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站起來，作詞者當年必然沒法想像到，戰爭勝利後，願意作奴隸的人還不少，並且當漢奸還變得越來越理直氣壯。再不講究民族精神和節氣，中國人再能憑什麼力量來應付逐漸逼在眉睫的挑釁呢？

看閱兵知大局－一篇中國外交家寫的文章 請大家轉傳及細讀這三千字！！通透好文！！ 中國人，且自強不息，合力為民族復興、世界和平努力！！ （寫在9月3日閱兵前。一篇中國外交家寫的文章，現在轉來，各位可以認真讀讀，會對當今世界局勢瞭解的更多。） 2015年8月25日，中國公佈了各國參加9月3日中國政府舉行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閱兵式名單，在國家和政府領導人名單中，竟然沒有一個美歐西方發達國家，從道義上講，當年在亞洲及太平洋戰場與中國一起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美國如果總統不來至少副總統會來吧？沒有，反法西斯主戰場的歐洲除捷克總統外，沒有一個國家派出領導人參加中國閱兵式。由此我們會發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並不會因為時間的推移和經濟的深度融合而走到一起，這兩大集團之間的裂痕會長期存在，當年打得不亦樂乎的英法與德國之間，美國與日本之間最終還是朋友。 也許有些人只是覺得發達國家領導人不來參加閱兵式只是不給中國面子，我以為這遠不是面子的問題，而是歐美日正在結成一種新的戰略聯盟，這個聯盟一百多年前組成八國聯軍搶劫過中國北京，這個聯盟六十多年前組成聯合國軍在朝鮮戰場與中國軍隊對壘並被中國軍隊打敗，這個聯盟在上個世界整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前期對中國實施全面封鎖，這個聯盟從1989年開始對中國實施高科技和武器禁運，直到今天這種禁運依然在實施。現在仍然是這個聯盟，集體拒絕來華參加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閱兵式，哪怕這種紀念是完全正義的，他們也寧願與當年的敵人結成同盟也不願站在正義的中國一方。 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要忘了，西方國家如果願意與我們做朋友，那只是覬覦我們的市場、覬覦我們的廉價勞動力，覬覦我們的資源，或者是為了打敗另一個敵人而需要中國的力量。可以這麼說，我們寧願相信狗的忠誠，也不會相信西方發達國家能夠成為中國的真正朋友，西方國家一向都有一種優越感，他們在骨子裡是瞧不起黃皮膚的中國人的，我要對那些在美國和歐洲定居的中國人說，那裡不是你們的家園，永遠不是你們的家園，那是歐洲人的家園，我們和歐美是兩個世界和兩種文化體系的人，不可能握手言歡。有人會說，當年中國和美國不是一起與日本作戰的同盟國嗎？我要說，即使當年中美是同盟國，美國也是為他們自己的利益來的，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國派了一兵一卒到中國到亞洲及太平洋作戰嗎？如今，當利益需要的時候，當安倍晉三到太平洋當年美日激戰的各島嶼祭拜戰死的軍人時，奧巴馬裝著沒看見，當安倍晉三去靖國神社祭拜戰犯時，美國的政客們裝著沒看見，他們根本就沒有某些人大力宣傳的所謂的責任和道義，除了國家利益，他們根本就沒有道義和責任，其實歐美文化中從來就沒有道義，數千年來，世界上戰爭最頻繁的地方是歐洲，近百年來，對外發動戰爭次數最多的也是歐洲國家和美國，那些認為中國可以和歐洲及美國做好朋友的論調可以休已。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解除對中國的封鎖，其目的並不是要與中國做朋友，而是為了在美、蘇、中三角關係中，形成中美聯盟以對付蘇聯，最後終於讓蘇聯解體，可美歐並沒有因為中美共同擊敗了蘇聯而與中國做朋友，而是立即變臉以一場風波為藉口全面對中國實行高科技及武器禁運，以圖達到孤立中國、分裂中國的目的，他們的最終目的是希望中國像蘇聯一樣瓦解，四分五裂，在二十世紀末實現基辛格所預言的對中國的「不戰而勝」。是2001年的「911」事件打亂了美國的步伐和計劃，伊斯蘭國家無意中幫了中國一把。美國在中東中亞發動了兩場伊拉克戰爭和一場阿富汗戰爭，這三場戰爭給中國提供了極寶貴的發展時間，我們平時常說機遇期，這二十年就是機遇期，當美國從中東脫手準備對付中國時，俄羅斯又在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形成對峙，轉移了美國的注意力，使得中國有了一段相對平穩的發展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國政治家的短視造成了隨後的被動，中國本可以利用金融危機拖垮美歐日，使他們難以從危機的泥淖中自拔，可中國政府卻與美國聯手，以四萬億的投資拯救了美國，當美國利用中國購買美國國債的大筆資金走出困境、率先實現經濟復甦的時候，中國卻開始進入衰退並反過來受到美國及歐洲的圍堵。當前全球正在形成以美國為核心、歐洲和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為基本力量、針對中國、俄羅斯及亞非拉窮國的戰略聯盟，這個所謂的聯盟其實就是那些文化價值觀相近的國家對以中國為首的發展中國家展開的戰略圍剿，一場新的全球性的剪羊毛大戰已經開始。 當前世界上的發展中國家正處於一個非常危險的時期，美國經濟已經率先實現了復甦，歐洲也在解決了希臘問題後步入復甦的進程，日本在安倍晉三實施貨幣大幅貶值50%之後，其實體經濟正在走出困境。而前幾年十分風光的新興國家的經濟形勢卻十分不妙，巴西經濟已經進入衰退，正面臨被美國剪羊毛的境地。俄羅斯在克里米亞風波之後正被美國、歐洲和日本製裁，貨幣大幅貶值，經濟停滯衰退。只有印度尚能維持較高速度的增長。而委瑞內拉、阿根廷、南非等國都深陷經濟危機不能自拔。中國雖然仍保持著7%的增長速度，但正在步入衰退的邊緣，股市動盪，匯率下跌，成本優勢正在喪失，實體經濟正面臨被轉移到其它國家的風險，美國正在將其製造業轉移到美國本土和墨西哥，日本和歐洲正在將製造業轉向東南亞各國和印度，美國正在構建針對中國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即TPP）架空中國，正在利用日本、越南、菲律賓在南海給中國製造麻煩，正在利用緬甸國內政治變革打擊中國影響力，阻擊中國「一路一帶」戰略的推進。利用印度的高速發展將中國的製造業轉移到印度，使中國產業空心化，特別是利用最近中國的股市暴跌打擊中國經濟，企圖使中國經濟一蹶不振。 中美之間矛盾的核心仍然是金融與貨幣，以美元為核心的世界金融體系正在受到人民幣的巨大衝擊，他們堅決反對將人民幣放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菜籃子，堅決反對讓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即使同意也是要讓中國付出開放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外資可任意投資中國產業等重大代價。當中國推出「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等針對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體系的龐大的金融構想和「一路一帶」戰略的時候，美國有了危機感，於是他們不再顧忌所謂的道義，與日本結成針對中國的戰略聯盟，圍堵中國。美國遊說西方各國領導人不參加中國的閱兵式，並不能只看成是一個臉面，而是美國針對中國大戰略的一個方面，這是一個信號，美歐日已經遠離中國朋友圈，很可能我們不會再有2008年金融危機那樣一個打垮美國的千載難逢的機會了，經濟復甦的美國不會像2008年中國對美國那樣對中國仁慈，而會痛下殺手。 俄羅斯總統普京來中國參加閱兵式並不奇怪，因為中國國家主席在索契冬奧會和俄羅斯紅場閱兵都給足了他們面子。印度投靠西方陣營並不奇怪，因為英國曾經殖民統治印度二百多年，印度人的思想很大程度上已經英國化了。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不來也能理解，他本就是個小混混，況且擔心國內政局變化，所以不敢離開平壤半步。最讓我感到憤怒的是新加坡領導人不來參加，當年日本佔領新加坡，對新加坡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此後李光耀一面利用中國改革開放大發中國財，另一方面又與美國勾結，利用馬六甲海峽要沖位置，充當美軍基地，扼制中國，當中國人在李光耀去世後緬懷這位騎牆派的時候，我們應該明白，新加坡一直都是美國對付中國戰略的馬前卒。這裡我覺得中國人民要感謝巴基斯坦總統侯賽因的到來，那是中國真正的朋友和兄弟，不愧是「巴鐵」。我們要感謝韓國總統朴槿惠的到來，作為美國的盟友，朴槿惠不顧美國的反對，頂著極大的壓力前來中國訪問，我們為這個有正義感的女總統點贊。我們要感謝委瑞內拉總統馬杜羅、緬甸總統吳登盛、蒙古國總統額勒貝格道爾吉、南非總統祖馬、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捷克總統澤曼等，雖然中國與這些國家並非在所有問題上的認識都相同，甚至在有些方面存在分歧，但在反對法西斯這一重大原則問題上與中國保持了一致，這一點尤為可貴。西方國家名曰文明，其實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是野蠻，除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毫無是非觀念，按西方文化和理念走下去，世界將會走向災難和毀滅。 中國舉行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閱兵式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它所彰顯的是人類正義的力量。最後我要說，你來與不來，強大的中國就在那裡！你來與不來，人類正義的力量就在哪裡！

婊子無情戲子無義 「何以劇本設計者不去挖掘正義一方的趣味材料，而改去深刨不義一方的材料呢？」各位大人，高抬貴手，放過學生啦。讓他們正正經經讀書讀史。 婊子無情、戲子無義！——李碧華《霸王別姬》開篇語 早前有報導說，香港演藝學院搞了一個名為「最後一個日本兵」的話劇，今年去幾間中學作巡迴演出，以培養學生對戲劇藝術的欣賞能力，亦可引導學生作道德倫理的反思云云。 所謂「最後一個日本兵」，指的是在1974年曾轟動新聞界的最後一個投降的日本二戰軍人：小野田寬郎少尉。當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之時，小野與幾個同袍仍堅持留在菲律賓駐地，不相信日本已經宣布投降的事實。後來其他同袍死的死、降的降，唯有小野堅持不降，在菲律賓叢林內過著半野人、半遊擊的生活近三十年！為了支撐自己「戰鬥」下去，小野甚至編造了一套世界觀來詮釋二戰後的韓戰和越戰等新聞大事（他在一次襲擊當地村民中奪得一部收音機），把這些都理解為日本準備捲土反攻！最後直到當年對他下達留守命令的長官來到菲律賓當地，煞有介事地對他宣布留守任務已結束、日本已投降，小野才正式向菲律賓政府投降。 管中窺豹的歷史教育 令人納悶的是，用這個題材搞話劇的人到底在想什麼呢？想引導中學生了解抗日歷史？在整體香港中小學歷史教育當中，無論新舊學制抑或課程綱要，抗日戰爭從來就不是教學的重點。可以毫不客氣地講，香港基礎教育是不足以讓中學生較為全面系統地認識抗日歷史的。因此，在認識廣度不足的情況下，過於在一兩件獨特歷史事件中深挖細刨，無疑只是管中窺豹，甚至以偏蓋全。整體認識不足，遑論作道德倫理的評價。 報導中說道，有同學在觀賞之後的討論時提到，認為小野忠於職守。作為教育工作者，對此唯有啞然。學生本身不是問題，問題在這種戲劇教育取材的設計者。如果希望引導學生認識什麼叫忠於職守，那麼為何不用數之不盡的中國軍民的抵抗事跡做題材？偏偏要引用一個侵略者呢？尤其是小野在這三十年來打死打傷數以百計的當地無辜平民，這份「忠於職守」是用大量無辜生命來打造的，值得去當作正面價值教育的題材嗎？ 最後一個日本兵原來是特工 何況，這位小野少尉可不是普通的日本小兵。翻查有關他的背景資料發現，原來小野少尉在1944年（不是報導所引劇團資料所說的1941年）被派往菲律賓之前，是在「日本陸軍中野學校」受訓的！怪不得他的戰鬥意志遠超普通軍人。所謂「中野學校」，是二戰期間日軍一所特工學校，號稱招攬全國最優秀的人才以訓練之。中野學校的學生被要求徹底融入派駐國的社會中去，從語言到衣食住行皆是。其中派往中國的許多支「中野大陸挺身隊」，集體化妝成中國軍人，既在武漢會戰中擾亂國軍，更在襲擊八路軍總部時造成中共部隊嚴重傷亡，八路軍副總參謀長左權也是因此而陣亡。雖然小野少尉在中野學校受訓後並非派往中國，但能夠被中野學校相中，並成功完成受訓的，絕對不是等閒之輩。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為何小野的同袍熬不下去而投降，而小野卻能死撐下去。設計劇本的人士，有深挖這方面的史料嗎？ 不錯，很多二戰日軍都表現出一股愚忠，據報導說這也是劇本設計者想引起學生觀眾反思的一個焦點。但對二戰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日軍愚忠的具體行動往往是自殺或者被迫自殺，以堅拒投降。像小野這種死撐方式的愚忠，幾乎只有他一個！換言之，小野不能作為日軍愚忠的代表，他完全屬於非主流的。一個不具普遍性的個別行為，又如何能用作引導學生反思普遍行為價值觀的事例和教學切入點呢！ 歷史具有戲劇性，但歷史不是戲劇 當然，劇本設計者可能想通過挖掘這段冷僻但又離奇的史料，去創造一齣對觀眾來講充滿新意奇情的話劇，從而提升該劇的吸引度，畢竟人人都喜歡看有新意但未聽過的故事。追求戲劇新意，這沒問題，問題還是在於主題取材。一個日軍死撐三十年，的確很有故事新意。但作為抗戰受害者一方的中國，一樣充滿各種值得挖掘、報導和教育學生了解認識的新意情節——例如： －－德國國防軍數百名軍官曾參加國軍抗戰； －－在美國援華航空隊也就是飛虎隊之前，蘇聯空軍已經大批參與中國抗戰，無論部隊規模、戰果和傷亡比例，都遠超飛虎隊； －－有數以萬計的日軍和軍工人員受中共部隊感召，不但脫離了日軍，而且後來還加入了中共部隊，成為日籍解放軍！不少在世者近年還參加中國建軍節慶祝活動。 還可以舉出許多類似的抗戰史料，雖然塵封甚久，但箇中的故事性和吸引度，與小野相比，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何以劇本設計者不去挖掘正義一方的趣味材料，而改去深刨不義一方的材料呢？如此取捨，不僅僅反映設計者本身在歷史知識上的缺失，恐怕還反映了價值取向上的偏頗。 報導引述一位觀賞該劇的某校教師的看法：「雖然此劇探討的問題深奧，同學亦未必熟悉該段歷史，但他們仍能通過劇情代入角色，從而思考。」既然不熟這段歷史，又如何能代入角色呢？我之所以一直沒弄懂戲劇教育，是因為分不清到底是以戲劇為教學目標，還是以戲劇為教學手段。後者則把戲劇作為教學法，最終目的還是為了借此而掌握其他的知識和價值培養。因此，不熟悉那段歷史，等於缺乏前置知識，那麼這種戲劇教學法是否真的能達致有效學習，實在令人懷疑。前者則是為了培養學生欣賞戲劇的審美能力，屬於美育的一種。誠然，歷史往往充滿戲劇性，但歷史本身絕對不是戲劇，尤其是涉及千萬人傷亡的戰爭歷史，就更不能當成戲劇。

香港，不能與中國背道而馳 ──政改失敗所折射之歷史大勢 霍韜晦 （原刊《法燈》397期，2015年7月1日） 香港政改方案已經落幕。這一場戲，真正是勞民傷財：政府費盡唇舌，泛民全線嚴拒。擾攘二十餘月，竟無寸功，浪費多少人力物力。最後表決時更鬧了個大笑話：建制派由大多數變成極少數。不過這樣也好，給香港人一個冷靜的機會，重新認識民主。為了一個西方人拋擲過來的概念，多少人瘋狂，多少人失去理智，失去立場，然後分裂，自相殘殺。誰在那裡偷笑？誰在那裡鼓掌？昧於歷史，我們很容易變成民族罪人。 民主不能只從概念上了解 民主不是不好，但不是所有推行民主的國家都足以令人羨慕。歐洲現在怎麼樣？南美洲怎麼樣？非洲怎麼樣？亞洲怎麼樣？即使美國，其內政也是百孔千瘡，宣傳那麼久的自由與平等，黑人問題就始終不能解決。最近黑人示威更有燎原之勢，使奧巴馬非常頭痛。本來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從現實上說，誰沒有問題？所以不必把一些西方人所吹噓的觀念說得那麼美好。 中國人一向重視「聽其言而觀其行」，所以多麼美好的言詞一定要從歷史求證。同一道理，一些惡毒的批評也要從歷史上理解。概念與現實，是有距離的，人不能只活在概念裡。 爭取民主是理想，但甚麼是民主？就不能只從概念上理解。你必須深入了解它的背景、它的動機、它的假設、它的解決方案、和它實踐時所需要的條件。還有，我們也不能只從它的表面涵意看它的優點，還要從內裡來看它的缺點和局限。所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世界上絕對沒有永恆不變的圓滿制度。董仲舒說：「天不變，道亦不變」，似乎預設了有一個這樣的制度，但事實上正是由他來建議改制，顛覆了當時的主流文化。 許多人迷信民主，但卻沒有看到西方所有行民主的國家其社會質素已江河日下的事實，這就是觀念之害，沒有看到觀念背後更深刻的問題；也沒有思考能力，以為簡單地推行一人一票的制度就能解決所有問題。 制度須放入人的品質纔有意義 制度其實是中性的，必須放入人的品質、性情、操守、胸襟、氣度、眼光、素養，纔有意義。孔子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禮樂尚且如此，何況現代的政治設計？離開人的質素，一切設計都是白講。人的悲劇，就是自私，沒有超越自己的大公無私之心，即使最完善的設計也會被污染。 從這個角度看，你纔開始明白中國哲學、中國文化。孔子為甚麼說「仁」？孟子為甚麼道「性善」？董仲舒為甚麼重視「性情」？後世儒者為甚麼要提出道體和心體，乃至「良知」？都是因為他們能看出關鍵：設計不重要，源頭纔重要，初心纔重要。社會上的一切問題、正的、邪的、善的、惡的、美的、醜的，都可上溯至其原始一念。朱熹所謂「源頭活水」，必須保住、必須開發，人生和社會纔有正面的力量。 中國文化不死 這就是中國的理學傳統、經學傳統。解決現實問題不是先從技術下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是「先立乎其大者」（孟子語）。有本，纔能貫於枝末。 這一個傳統，支撐中國屹立於世二千多年，直到西洋火器東來，纔打破中國的框架。 這其中的原因，自然很多。政治上的不配合，君位的無能，官員的腐敗、異族的入侵、士人的喪志，都是犖犖大者。但更重要的，是中國當局的自滿與自大，閉關自守，自明中葉以後，達五百年。而這一個時期，正是西方國力上升的時候：文藝復興、理性啟蒙、思想突破、科學登場、技術領先、工業革命、資本主義與民主自由席捲全球。此衰彼盛，中國自然受盡委屈。 不過，歷史是辯證的，《易經》早就昭示：「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之歷史哲學，所以亦不必太悲觀。關鍵在人能觀自然之變化，而收歛私心，師法天地之德而自勉自勵，纔能適時而變，纔能以「用涉大川」。走過多少冤枉路，付出多少仁人志士的犧牲，纔換來醒覺；也許，這也就是一個偉大民族復興所不能避免之事。只要中國文化不死，新的機運必然到來。 香港人應知抉擇 依此角度來看香港政改、香港和中國的關係，乃至中國復興的使命，你也許會對目前的悶局、死局，開朗很多。今天的對立，不代表明天還有仇怨。我說過：泛民不是敵人，中央也不是誤國。相反，中國在努力中。三十年的開放，並非只是為了經濟，可以說，是為復興打下物質基礎。能這樣看，便全盤皆活。順此便知道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是文化和教育：文化回歸生命，教育重新立根。在這舉世道德喪亡、性情閉塞的時代，中國能否以自己的優秀文化向世人展示還有一條拯救之路呢？中國的百年悲劇，是到了結束的時候了。所以，我很高興中國全國上下正在提倡國學，教育部訓示中小學教科書要增加經典和古文，這是自民國元年蔡元培任教育總長下令全國停止讀經後所未有過之事。自然，經典應如何讀，還要研究。復興不等於復古，增加古文也不是為了增加文史知識，而是為了文化傳承，返本與開新是同一件事。但正如漢代初年，秦火之後，現在還有通經的伏生嗎？ 中國已出現新氣象，身為香港人，不可不知自己立場。活在這個大時代，怎能與中國背道而馳？ 這是歷史的抉擇，且看我們有沒有眼光？

港式本位思維的盲點 譚衛兒，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副總編輯。 二零零三年，非典型肺炎（SARS）肆虐下的香港，百業蕭條，越發顯得那年的冬天特別冷。疫情受控後不久的一個冬日，時任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受當時的特首董建華之託，即日來回北京一趟，面見當時港澳事務的一位負責人，為落實特區政府提出的開放中國大陸遊客自由行作最後準備。 這是梁振英二零一二年競選特首時，曾多次講過的一個故事﹕那天，搭乘早機前往北京的梁振英一下機，便直奔市中心開會，因為他必須盡快落實，以便坐當晚班機回港，好讓董建華就自由行的最後細節拍板——他說，當時一進入會議室，那位負責人劈頭給了他一個問題﹕「你們可要想好了，這道門一旦打開便很難關上，日後若是很多內地遊客去香港，你們要考慮香港在治安、設施等方面的承受能力！」梁振英當時的回答是﹕「我對香港的法治、對香港的紀律部隊有信心。」 十二年過去，透過這道打開了的門，香港大街小巷到處可見中國大陸遊客的身影，甚至可說是太多了。今天若問已當了特首的梁振英同樣問題，他應還是會對香港的執法者有信心，他當然也明白，當年北京的警告「門一旦打開是很難關上的」不但一語中的，更是香港如今要求大陸收緊自由行卻至今不得要領的關鍵所在。 剛結束的人大政協兩會，自由行、反水貨客等儼然成了熱門話題，但說來說去，北京有關部門並沒有對今後自由行的發展、特別是深圳居民「一簽多行」應否收緊這一連串香港社會期望能有新措施等問題有更多新說法，得到的只是官腔式的「中央會加快研究」、「會考慮香港的承受能力」這些既沒有具體承諾、也沒有拒絕的模糊答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也沒有觸及相關話題。特首梁振英三月初上京列席兩會之前，曾表示會與有關部門討論「一簽多行」，結果在京數天到了臨返港時則表明，任何相關政策的改變，「必須得到內地有關方面的同意」。 自由行及「一簽多行」無疑在香港引發了許多社會和政治爭議。可惜現時香港社會，包括一些港區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大都只從香港本位思維出發，很少或無意認真探討中國大陸受到的種種衝擊。如此缺乏易地而處的思考方式，怎能有效解決陸港矛盾？ 自由行不是北京強加給香港的，「一簽多行」也是香港當年主動要求的，如今香港自己吃不消便要求北京收緊，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形容這為「有事鍾無艷」不無自嘲。但卻有港區人大代表理直氣壯向北京提議﹕減少深圳居民的「一簽多行」，但請中國大陸開放多些北方城市自由行，以令香港有多些「過夜客」，少些即日來回的短途客包括其中的水貨客。從香港的本位角度出發，這可真是「絕世好計」！只不知提出及支持這種建議的人有沒有想過，這種「便宜全讓你佔了」的好計，從「飲水思源」的角度看，會換來中國大陸怎樣的想法及回應？ 那麼，中國大陸的想法是怎樣的呢？這裏可以有兩層意思﹕一是中國大陸相關政府部門；二是中國大陸普通民眾。香港特區政府要考慮市民感受——當然香港市民中也有不同意見﹕受水貨問題滋擾的居民與從事零售業的人士的想法便截然不同；那從另一角度看，中國大陸政府也可以同樣理直氣壯告知港方，他們也有責任照顧當地民情，照顧中國大陸居民對高質量安全食品及日用品的需求。當不少香港人、甚至香港的法官，視中國大陸民眾追求安全食品為「國恥」，這種批評食品安全的「政治正確」背後，難道不是反映香港的某種自大嗎？香港人難道就從來不到外國購買質量更好的東西嗎？所以，當中國大陸民眾對香港種種反水貨、反遊客的言行強烈反彈時，中國大陸政府又豈會不以之作為與香港討價還價的籌碼？哪個政府願意被民眾視為「吃裏扒外」？特區政府不想，中國大陸有關部門又怎願意背上罵名？ 至於香港少數人以邀進手法示威，粗暴對待遊客及途人，社會必須予以譴責，一旦犯法便應以法律制裁。但這些行徑並不代表大部分香港人；特區政府、包括香港的政治人物，不能被這些激進示威及其引發的噪音牽著鼻子走，更不應凡事從港式本位思維出發。當陸港人民交往增加，社會、文化、經濟乃至政治衝擊頻生在所難免，對自由行政策重新評估及修訂事在必行，只是每走一步都必須深思熟慮，因為香港不再是中國大陸唯一要考慮的因素，中國大陸民情亦至關重要，喜歡與否，這是香港社會應看清楚的現實。■

評：除了講粗口，也不知可以同呢Ｄ錯生於太平盛世的文妓講什麼！（如果牠生於八國聯軍或日本仔侵華時代，以其「文筆」及「人格」，肯定牠「士途無限」！） 歷史中的政治 教育局最近宣佈改革初中中國歷史課程，加強近代史的比重至一半以上，他們的用心絕對可以理解，加強近代史教育是國民教育政策實施的一部分。對内地而言，中國近代史的主旋律，就是自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進行帝國主義入侵，中國人飽受欺凌，陷入被西方列強瓜分，幸好有共產黨不屈不撓的鬥爭，帶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的復興。 在中學加強近代史教育原則上並沒有問題，關鍵在於我們怎樣定位怎樣施教。就以鴉片戰爭為例，這場戰爭近百年來均被視為帝國主義入侵開始，中國近代屈辱史的起點，也是香港成為殖民地之開端，如果當成宣揚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教育一部分，那反倒容易，只管將內地一套搬過來便成。但若果是要求真的歷史科，要講事實，那爭議就大了。數年前倫敦大學歴史系教授Julia Lovell來港宣傳其新書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當時正為電視台主持讀書節目，曾經訪問她，談到鴉片戰爭這件事在中國人近百年間的傳播及轉變，她指出在不同政治背景下鴉片戰爭均有不同的論述。在民國初年孫中山排滿革命宣傳影響下，鴉片戰爭論述主要突出滿清政府無能，官僚腐敗，軍隊落後，而非指向西方「帝國主義者」。真正變成帝國主義入侵、仇外及民族主義宣傳是源自三十年代國民黨南京政府，而1949年後共產黨是繼承國民黨這一套。 Julia Lovell一書也提出有爭議性的觀點，在政治宣傳論述中，鴉片戰爭之邪惡，令人髮指，是因為英人明知毒品有害仍向中國傾銷鴉片，荼毒我們，林則徐禁煙理所當然，英人借此發動不義之戰。 但「鴉片」當時在東西方社會，均視為上流階層玩意，並不如今天視為十惡不赦的毒品，其負面形象是後來才加上去的。至於中國鴉片市場，當然也非英人壟斷，中華大地其中雲南、新疆等地種植鴉片，而且數量龐大，國產鴉片比不上洋人進囗貨，跟今天奶粉問題相近，洋貨不論在貨源、價格及品質控制方面均比國貨穏定，因而多受用家歡迎。英人是否早有預謀地荼毒中國人，殘害其心智，千方百計傾銷毒品?這當中也有偶然性，中英貿易因茶葉造成逆差，英商努力找尋在中國有市場之商品，而鴉片正廣泛受到中國用家歡迎。 要認真去教授近代史，必然會觸及上述敏感問題，處理不好，隨時傷害自己人感情。若果真正加強香港人對近代史認識，就要尊重歷史知識，不能變成政治宣傳。另一個更大爭議是抗戰歷史，真正領導抗日犧牲慘烈的是蔣介石及其國民黨軍隊，而非躲在延安的共產黨，反而共產黨借抗戰機會擴張勢力，最終成功打敗國民黨。這段歷史怎樣教，當然要忠於事實。 香港正因曾經是殖民地，我們在中學階段不用學英國史，也避開了中國近代史，反而可以擺脫將歷史當作政治宣傳的不良影響，有興趣的可以自己選擇各種歷史觀點，親共的、擁戴國民黨的，反殖的、親西方的，各有市場。今天當官員謀劃強化初中近代史教育時，恐怕最終會如昔日推動「通識教育」一樣，變成「葉公好龍」，將充滿爭議性的近現代史帶入課堂之內，屆時又會出現指責香港初中近代史課程荼毒青少年的聲音。 在文明社會的標準中,教育啟迪智慧、培養獨立思考的重要功能，加上時代變了，網絡上近代歷史資訊唾手可得，學生也非白紙一張，要借近代史作政治宣傳,恐怕最終只會適得其反。

親愛的佔中同學們 十分理解和佩服您們懷著那顆崇高的愛港愛國心和無比的勇氣，籍著佔中行動和平地去表達您們對現時港府的無能管治和中央極權統治的不滿和訴求。 香港這福地，很不幸港英政府遺留下來的部分政府官員，流行官商勾結，地產商家大富大貴，香港年青一輩想置業成家的希望變得愈來愈渺茫，生活前途又不明朗，教育制度改革得令師生們都難以適從，學生們怨氣十足，容易接受到小部份腦殘學者和個別宗教邪師的誤導和煽動，驅使學生們以身犯法衝擊香港社會的安寧和秩序,值得同情。 可惜佔中三子其中的一位牧師，身為主的僕人，是受教友尊重跟隨學習做人的道德典範，實在不應煽動學生参與違法的政治活動。 萬一發展下去對佔中學生做成了人命傷亡結果，或者令大陸當權政府加強了對基督教日後在內地傳道的阻力，而更壞的影響，是社會人士對基督教的教義可能會產生不良的疑惑，敢問這位牧師是否甘願做主的罪人，傷害學生的間接幫兇呢？ 令人失望的”學聯”和”學民思潮”佔中領導者，甘受不良政客的利用，不惜犧牲青年學生的學業前途甚至乎性命，在幕後操控指揮著學生們去参與一場複雜的公民抗命反國家極權政策統治的革命鬥爭。 佔中幕前幕後的策劃者都是成熟的知識份子，他們有讓學生們知道，中國政府的統治權是不容挑戰的嗎？ 他們有老實的告訴學生們，意圖推翻共產黨政權的嚴重後果嗎？ 佔中同學們，您們願意用寶貴的生命，血流成河地去讓那些無良的政治流氓坐享革命成果嗎？ 外國勢力真的可以非暴力，毫無政治目的地，協助中國人民走向民主大道嗎？ 您們相信，短期的學生公民抗命運動，真的可以輕易地以理性非暴力抗爭來將中國分裂，奪取國家中央權力統治核心部份的獨立統治權給香港嗎？ 佔中同學們，影響指揮著您們的佔中三子，流氓議員，腦殘港英政客，您們肯定他們有資格去代表大部份的香港人或者全中國人民去擔當革命先鋒，民族英雄嗎？ 說明白，他們頂多不過是一小羣盲目自私，對國家和社會有破壞無建設的政治激進份子而已。 您們值得為他們毫無價值的受到傷害甚至死亡，令父母親人傷心難過嗎？ 佔中同學們，請進入圖書館或者上網絡查看一下中國的近代史，看看辛亥革命，文化大革命， 中國人的死亡人數有多少？肯定多過全港700萬人，反國家政府的革命是要付出沉重慘痛的人命代價的。 希望您們知道，單從談判對話方式的和平抗爭，是沒有可能從當權者手上奪得他們以槍杆打回來的江山統治或者管轄權的。 佔中三子没有跟您們解釋清楚，佔中行動的危險性嗎？ 佔中同學們請即離開佔中行動，見好即收。現在您們的行動已經引起了國際關注，相信國家會按國情，循序漸進的加速民主改革。 不要再受不良政客的愚弄和利用了。 同學們現在所需要做的，是努力專心學業，好好用知識裝備自己，學懂分辨黑白事非，您們將來在中國的責任，就是要在全中國遍地開花，用您們的職權地位，學識智慧，積極参與反貪腐（不要官塲敗類禍國秧民），改革獨權人治法律（尊重遵守保護人權法紀），修改黨民政治教育（著重宣揚灌輸優良的中國傳統禮義廉恥國民教育，人民不再隨便街頭大小二便，有損所有中國人的國民形象和國家尊嚴），才是您們學生現在和將來，以及您們的下代子子孫孫對中國應該承擔的責任。 最後，在現實世界中，所有國家的政治體系都是沒有真民主的。 一個國家，只有在優良的教育和法律制度之下，才能擁有優良質素的國民，人人平等，令每一個國民都可以同樣地擁有一顆世界大同，對人對已對國家的熾熱愛心，這樣子的國家，才能夠算得上有真民主。 明白嗎？ （孫中山先生革命同志興中會革命先烈後人） 香港興中會會址: 香港中環史丹頓街1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