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式本位思維的盲點

譚衛兒，香港英文《南華早報》副總編輯。

二零零三年，非典型肺炎（SARS）肆虐下的香港，百業蕭條，越發顯得那年的冬天特別冷。疫情受控後不久的一個冬日，時任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受當時的特首董建華之託，即日來回北京一趟，面見當時港澳事務的一位負責人，為落實特區政府提出的開放中國大陸遊客自由行作最後準備。

這是梁振英二零一二年競選特首時，曾多次講過的一個故事﹕那天，搭乘早機前往北京的梁振英一下機，便直奔市中心開會，因為他必須盡快落實，以便坐當晚班機回港，好讓董建華就自由行的最後細節拍板——他說，當時一進入會議室，那位負責人劈頭給了他一個問題﹕「你們可要想好了，這道門一旦打開便很難關上，日後若是很多內地遊客去香港，你們要考慮香港在治安、設施等方面的承受能力！」梁振英當時的回答是﹕「我對香港的法治、對香港的紀律部隊有信心。」

十二年過去，透過這道打開了的門，香港大街小巷到處可見中國大陸遊客的身影，甚至可說是太多了。今天若問已當了特首的梁振英同樣問題，他應還是會對香港的執法者有信心，他當然也明白，當年北京的警告「門一旦打開是很難關上的」不但一語中的，更是香港如今要求大陸收緊自由行卻至今不得要領的關鍵所在。

剛結束的人大政協兩會，自由行、反水貨客等儼然成了熱門話題，但說來說去，北京有關部門並沒有對今後自由行的發展、特別是深圳居民「一簽多行」應否收緊這一連串香港社會期望能有新措施等問題有更多新說法，得到的只是官腔式的「中央會加快研究」、「會考慮香港的承受能力」這些既沒有具體承諾、也沒有拒絕的模糊答案。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人大閉幕後的記者會上，也沒有觸及相關話題。特首梁振英三月初上京列席兩會之前，曾表示會與有關部門討論「一簽多行」，結果在京數天到了臨返港時則表明，任何相關政策的改變，「必須得到內地有關方面的同意」。

自由行及「一簽多行」無疑在香港引發了許多社會和政治爭議。可惜現時香港社會，包括一些港區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大都只從香港本位思維出發，很少或無意認真探討中國大陸受到的種種衝擊。如此缺乏易地而處的思考方式，怎能有效解決陸港矛盾？

自由行不是北京強加給香港的，「一簽多行」也是香港當年主動要求的，如今香港自己吃不消便要求北京收緊，人大常委范徐麗泰形容這為「有事鍾無艷」不無自嘲。但卻有港區人大代表理直氣壯向北京提議﹕減少深圳居民的「一簽多行」，但請中國大陸開放多些北方城市自由行，以令香港有多些「過夜客」，少些即日來回的短途客包括其中的水貨客。從香港的本位角度出發，這可真是「絕世好計」！只不知提出及支持這種建議的人有沒有想過，這種「便宜全讓你佔了」的好計，從「飲水思源」的角度看，會換來中國大陸怎樣的想法及回應？

那麼，中國大陸的想法是怎樣的呢？這裏可以有兩層意思﹕一是中國大陸相關政府部門；二是中國大陸普通民眾。香港特區政府要考慮市民感受——當然香港市民中也有不同意見﹕受水貨問題滋擾的居民與從事零售業的人士的想法便截然不同；那從另一角度看，中國大陸政府也可以同樣理直氣壯告知港方，他們也有責任照顧當地民情，照顧中國大陸居民對高質量安全食品及日用品的需求。當不少香港人、甚至香港的法官，視中國大陸民眾追求安全食品為「國恥」，這種批評食品安全的「政治正確」背後，難道不是反映香港的某種自大嗎？香港人難道就從來不到外國購買質量更好的東西嗎？所以，當中國大陸民眾對香港種種反水貨、反遊客的言行強烈反彈時，中國大陸政府又豈會不以之作為與香港討價還價的籌碼？哪個政府願意被民眾視為「吃裏扒外」？特區政府不想，中國大陸有關部門又怎願意背上罵名？

至於香港少數人以邀進手法示威，粗暴對待遊客及途人，社會必須予以譴責，一旦犯法便應以法律制裁。但這些行徑並不代表大部分香港人；特區政府、包括香港的政治人物，不能被這些激進示威及其引發的噪音牽著鼻子走，更不應凡事從港式本位思維出發。當陸港人民交往增加，社會、文化、經濟乃至政治衝擊頻生在所難免，對自由行政策重新評估及修訂事在必行，只是每走一步都必須深思熟慮，因為香港不再是中國大陸唯一要考慮的因素，中國大陸民情亦至關重要，喜歡與否，這是香港社會應看清楚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