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論壇：佔中與香港政治情勢分析

座談會在中評社香港會議室舉辦

中評社香港12月10日電／中國評論通訊社、中國評論月刊不久前在中評社香港會議室舉辦座談會，邀請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 員會海外小組召集人陳建強，中國交銀保險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長兼行政總裁關浣非博士，前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高級研究主任凌友詩，香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 田飛龍，中港青年文化聯合會主席李炏烜，上海大學法學院教授莊金鋒與會。座談會由中國評論通訊社副社長王平主持。與會圍繞部分激進人士及學生長期佔領香港 重要區域對政治、經濟、法治、民生諸多方面的影響，各自給出了獨到的研判。《中國評論》月刊12月號以《“佔中”與香港政治情勢分析》為題，詳細刊登了與 會者的發言，文章內容如下：

王平：開場白

“佔領中環”行動發生已經超過一個月，長期佔領交通要道對香港的經濟、民生產生了巨大影響，對法治產生了相當大的衝擊，特別是香港高院頒佈禁制令之後他們依然故我，令向來以法治社會自詡的香港社會受到震撼。

現在雖然香港民怨四起，對“佔領中環”的組織者和參與者都產生了巨大的壓力，但是他們似乎並不願意直接收手。很明顯，在經過如此強力的動員之後發動的 這場政治行動，如果組織者沒有獲得任何政治利益就黯然收場，不僅直接損害前台行動者的威望，更長遠削弱幕後支持者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如果此次行動黯然收 場，不僅嚴重打擊組織者的影響力，更讓參與者對組織者失去信心，策劃此類行動的政治力量在未來重新組織此類活動的難度將大大上升。因此，這個運動到底會以 怎樣的形式結束，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很多讀者非常關注的問題。很高興今天邀請到諸位專家學者共同來探討這個話題，請大家根據自己的觀察與理解，給出自 己的觀點。

陳建強

陳建強：“佔中”運動已經完全失敗

從運動本身來看，“佔領中環”運動已經完全失敗，運動最初宣揚“愛與和平”，現在卻充滿“恨和暴力”。運動領頭人也轉換多次，從過去一年多的“佔中” 三子，臨場變成學聯和學民思潮，再到激進派，和極少數群眾自主，但卻不知道控制權在誰手里。“佔中”二子戴耀廷和陳健民近日“跳船”，返校復教，扔下一個 爛攤子給學生。

另外，運動目標不停轉變，不斷搬龍門。運動最初宣揚“佔領中環”，但後來“佔領中環”變“佔領金鐘”，可以向政府施加壓力的中環大小公司沒有受到明顯 影響，特區政府也繼續維持運作，相反，旺角和銅鑼灣小商販卻直接受害，直接引發民怨。從策略上看，從最早重佔公民廣場，到提早宣佈啟動“佔中”，到佔領行 動遍地開花，再到現在想撤又不敢撤，以致倡議闖京對話、辭職公投，甚至解散立法會，都是臨時起意，全程無諮詢、無計劃、無策略，更沒有退場機制，如同盲頭 蒼蠅般盲沖直撞，這根本不是一次成功的運動。個人判斷，運動的未來前景只有兩種，就是混亂和失控，而出路惟有等待清場，和等待入罪坐牢。

由於大公司不受影響，政府可以繼續運作，“佔中”對香港整體大局沒有構成影響，反而是泛民和“佔中”運動里應外合，在議會展開的不合作運動，導致立法會不能正常運作，進而可能對特區管治造成實質衝擊，同時，行政立法關係徹底破裂，大家最後都要付出管治代價。
佔領運動對香港造成的最根本性破壞在於法治

我認為，佔領運動對香港造成的最根本性破壞在於法治。當前情況下，面對市民公然違法，警方暫時只能忍讓，學聯負責人和佔領者被逮捕後也可以“踢保（公 然拒絕保釋）”，逼迫警方即場無條件釋放，無法執法，社會接近無政府狀態邊緣。同時，高等法院發出禁制令卻一再失效，兩個律師會已一再發出警告，但“佔 中”人士就是不理會，拒絕遵照和執行，有佔領人士更聲稱，非常時候不講法治。司法失守，法治也成為笑話。經此一役，香港已開始從一個法治社會淪落為暴民社 會。

但是，沒有法治何談管治，何談民主？佔領運動多持續一天，社會傷害也會加深一層。因此，我對香港前景感到悲觀，不斷的內耗一定會將香港由盛轉衰，但香 港有很好的根基，為什麼要自己傷害自己？如果把香港比作一艘大郵輪的話，當郵輪前方遇到冰山，需要避開時，船上的乘客卻搶著決定怎麼挑選船長，或者個個都 想當船長，結果即使能避開冰山，但船將越走越慢，甚至迷失方向；然而香港這艘郵輪旁邊卻還有很多船，並且逐步趕超，香港人卻置之不理。

9月27日，我在現場看到示威者搶奪鐵馬，與警方推撞，感到心痛，心想香港怎麼會變成這樣，那一幕對我的影響很大。更讓人震驚的是，我與監警會同事某 一晚到金鐘佔領區，發現現場幾乎都是年輕人，香港如同變成另一個城市，現場更如同中學生遊樂園，個個示威者雖然都在犯法，卻流露出莫名其妙的悠閒和滿足， 好像中了邪教一樣。

我曾問某政府官員，特區主權回歸之後，人心回歸還要多久，對方說要等一代人。在金鐘的那晚我就想，那一代人就在那裡，香港失去了一個世代的年輕人。我 相信，佔領現場有部分人真心為香港好，是為了追求民主，但希望他們年紀大了回望今天，不會覺得後悔，因為他們的行動，一個大家都可以參與的普選可能已被徹 底破壞，也讓中國民主進程後退10年或以上。千古罪人，我不想以此形容他們，但卻想不到還有其它更合適的形容詞。

關浣非

關浣非：香港失去了最重要的壓艙石

這次“佔中”，可謂事出有因，絕非偶然。其實在回歸前，中英雙方圍繞香港管治權，已經展開爭奪，英方提出主權換治權，但被中方嚴正拒絕。回歸後，圍繞 香港管治權，各種力量繼續進行政治角力，有時候隱秘，有時候公開，並在不同節點出現或小或大的爆發。因此，圍繞香港管治權的爭鬥，從來沒有停息，未來也將 繼續。

我認為，“佔中”的出現一點都不突然，只是活動起點比預期提早了幾天，而結局很可能是武力清場。佔領者現在騎虎難下，主動撤離等同宣告認輸，“佔中”二子陳健民和戴耀廷返校復教，其實就等同於輸了。不過，還在佔據路面的人士不會輕易離場，最後一定會清場。

此外，“佔中”可謂進退失據、衝擊根基。整個活動進也好，退也好，都顯得荒唐。“佔中”本該發生在中環，最後卻變成小野貓戰術，各處佔領。如今退也失據，“佔中”三子退了，卻把年輕學生扔在道路和廣場上。

失去了最重要的壓艙石一有風浪香港這艘輪船就會出事

最不能讓人接受的是，示威者寧可違法，也要宣示政治主張，這是丟民心、失法理的做法。非法集會衝擊社會法律底線，從任何角度都說不過去。
如果將香港社會比喻為一艘輪船，輪船最重要的部分在於壓艙石，即便船空了，有壓艙石也足以保證平衡，而法治就是香港這艘大船的壓艙石，但“佔中”恰恰 卻在對其施加破壞。與之相比，所謂的民主和自由，只是輪船上的兩個風帆。失去了最重要的壓艙石，一有風浪，香港這艘輪船就會出事。

高等法院日前頒發禁制令，示威者置之不理，不予遵守，造成危險先例。而後高院續審禁制令期限及授權拘捕違抗禁令者，卻一直拖延，現在更是擱置，警方也無法執法。

如果司法出現偏差，香港社會必亂無疑。這次對司法是一個重大挑戰。失去法治，如果香港以後有人一不高興就去霸佔道路，怎麼可以接受？

香港前景堪憂

通過違法的佔領運動，跟中央政府講任何條件都不會成功，也不會成立。所謂善進則智，善退則益智，佔領人士應當停止佔領行動，盡快退場。

第三，佔領運動過後，香港前景堪憂，只能自求多福。即使沒有這次事件，香港已經在走下坡路，在全球經濟地位下降，核心支柱產業在退化和老化，如果貿易中心和航運中心最終不守，社會不斷動盪，失去堅實法治基礎和穩定社會秩序，金融中心支柱也會失去。

從當前形勢看，示威者已經輸了民心，除了激進人士，很多人士開始打退堂鼓。

凌友詩

凌友詩：“佔中”令體制毀敗道德敗壞

“佔中”為社會帶來兩大傷害，其一，無論是廣義還是狹義定義的“體制”都面臨毀敗的局面，立法會未能正常運作，區議會也圍繞“佔中”鬧得不可開交，此 時，法院應該站在公眾利益的立場來處理這件事。美國發生佔領華爾街運動的時候，參眾兩院快速通過了法律，把佔領行動列為重罪。但香港的立法會和法院都沒配 合叫停“佔中”，日後的運作亦不樂觀。就廣義的體制而言，教育界支持“佔中”的老師非常多，而且在不斷地向學生灌輸類似的觀念，律師公會也投票推翻政治立 場不一致的會長。

所以說，香港回歸之後，狹義上和廣義上的體制問題都暴露了，且在“佔中”一事上暴露出體制的毀敗。

其二，“佔中”讓社會道德敗壞。“佔中”者的手法以及語言都非常粗暴，這非常像奪權時期的民進黨，到了李登輝後期以及陳水扁時代，民進黨及其支持者所 用的語言和手法也非常粗暴，道德非常低落，這對整個社會非常不好。雖然香港社會並不如大陸與台灣一樣講“人生理想”，但香港有工商界所特有的“工具理 性”，大家守法以及互相尊重，而現在都沒有了。

美國不大可能對“佔中”收手

至於未來情況如何解決，我認為難以用香港現有的法律制度來解決，因為除了有清場的技術問題之外，還須考慮如何防止他們去而復返。此外，“佔中”者是否 能得到羈押以及判刑等相應的懲罰，結果也難讓人感到樂觀。更讓人擔心的是，即使場地清理了，毀敗的體制、淪喪的道德如何恢復呢？香港年輕人的國家認同如何 建立呢？因此，未來實不是怎樣清場的問題，而是如何正本清源，讓“一國兩制”可以健康走下去。
美國不大可能對“佔中”收手。中國正在崛起，美國還沒有辦法控制中國領導人，或傷害中國經濟，又或者對中國發動戰爭，而香港就是他們看中的、可以與中 國較量的地方。美國過去看中的是台灣，但是如今香港問題比台灣嚴重，比台灣更好利用。雖然很多人會認為，美國在香港也有經濟利益而不願見香港陷入亂局，但 當其經濟利益與核心利益相抵觸時，美國則會更注重後者。

中國沒有太多的東西與美國交換，無論是日本“入常”，還是出兵伊斯蘭國又或者人民幣匯率問題，均觸及中國國家核心利益，而且如關先生所言，若美國不斷製造“佔中”事件以要價，中國還有多少非國家核心利益可以和美國交換？

處理“佔中”應注重多點考慮

未來是否可以正本清源，香港的長遠問題是否可以解決，目前要看北京如何研判這件事，以及願意採取的做法。我個人認為，北京面臨著幾個需要思考的事情， 其一，北京將此次運動定性為顏色革命，這觸及國家安全與政權安全，政權安全未必是中央政權而是香港政權，性質十分嚴重，並非香港自治範圍的事務，中央是否 因此而將介入“佔中”問題的解決？

其二，如何正確地理解“一國兩制”。過去大家理解的是，香港有其自治範圍的事務，中央不該干預，即使中央要處理香港事務，也應該用柔和手段。但這未必 是正確的。比如，香港有獨立的司法審判權，但是是否意味著中央無法對香港的事務進行審判？重點在於《基本法》是授權，而不是分權，雖然在其他地方授權多是 用行政方式，像《基本法》這樣以立法形式授權，比較嚴謹而縝密，然而仍代表授權者有完整的權力，可以收回、進一步授給和同時重疊行使權力。《一國兩制在香 港的實踐白皮書》中有一句話很厲害，就是“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這意味著香港的自治權不具有排他性和完整性。

其三，大國崛起，是否能完全避免使用強制力呢？我們是希望和平崛起，然而當周邊國家不斷在東海、南海製造問題，美國不斷挑撥台灣、香港，如果不行使武力或強制力，民族可以復興嗎？

其四，處理“佔中”有三種結果，即沒辦法處理而擱置，或者僅止於清場，又或者清場完之後，能給香港一個長遠健康的發展以及保障國家安全。沒法處理任由 長拖或僅止於清場，皆屬處理不善。若中央處理不善，就會讓美國看出中國沒有能力處理外國的軟實力進攻，就是無法管理教育、觀念、選舉、傳媒、互聯網、知識 分子以及非政府組織等方面的滲透，那麼美國就會用這些方式來改變中國，侵略中國。

田飛龍

田飛龍：“佔中”是國家治理和香港自治的改良契機

第一，本次運動是回歸以來醞釀的各種矛盾的集中爆發點。1984年英國在香港啟動的代議制民主改革為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挖下陷阱，培植了堅強的“不忠誠 反對派”，完全擾亂了《基本法》之下的“直通車方案”和循序漸進安排。現在香港的民主文化已經偏離了英美的經驗主義和多元制衡的傳統，沒有向改良主義路線 進發，而越來越帶有法國激進主義民主傾向。英國對香港的民主啟蒙與制度設計不完全從本國經驗出發，而是從是否有利於最大化制衡中央管治權的基點出發，折射 出所謂的外國勢力支持並不僅僅是金錢支持，更是軟實力的競爭，是話語爭奪，是人心博弈，是現代政治技戰法的攻防，是對中國大國管治能力的特別挑戰與檢驗。

這也是巨大機遇，是治理現代化的上好演練場，是政治認同建構和國家能力整合的契機。“佔中”博弈的實質是話語權的競爭和理論的對抗，是中國與西方在現 代性上的戰爭。由於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一直是被刺激的一方，所以雖然中國的GDP增長迅速，國力增強，但沒有相應的文明和制度理論去安頓內部的秩序和訴 求，以及不同群體之間的總體認同。香港雖然回歸了，但文明和秩序的融合沒有完成。“佔中”是這一總體未完成進程在局部的一個縮影。

即使中央經受住這次衝擊，也不意味著中國在與西方的軟實力較量中，有了結構性的轉變和改善。中央需要對既有個案進行研究，同時智庫也要對世界的政治和 制度進行戰略性的研究和沉澱。近年來，中國學派強調中國現代化經驗與中國傳統文明的融合，希望將中國的發展理論化，總結出中國總體發展的綜合模式。這是很 好的諾貝爾經濟學獲獎題目。我認為，應當以中國人的“中國經驗”研究成果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一個關鍵的歷史時間節點，作為中西軟實力戰爭較量的轉折 點。如此，則“佔中”無疑是中國走向政治成熟和治理現代化的一次機遇。
把民主和法治對立起來直接引起了社會反彈

第二，“佔中”的衝突是核心價值的衝突。長期以來，香港各方面的成就都是以法治為根基。“佔中”派的失誤在於不得不以違法要求真普選，違法不可避免。 佔中派的理論核心是公民抗命，遵循“違法有責”的理念：第一，必須要違法，靜坐遊行等合法手段已經沒有足夠的威懾效力，強度不足；第二，必須要承擔責任， 表示行動者有美德，願意為大多數人做出犧牲。“違法”、“有責”是邏輯鏈的兩端。這種操作把民主和法治對立起來，直接引起了社會反彈，包括工商界、主流民 意、傳統建制派以及大律師公會大有結成反“佔中”寬泛聯盟之勢頭。尤其是大律師公會10月28日的反“佔中”聲明代表了這一重要轉向。“佔中”早期具有一 定的理論合理性與正當性，但抵觸法治以及與民意對抗，這一結果本身使得其合法性不斷喪失。

“佔中”以來，大律師公會在9月28日、10月8日和10月28日，發表了3份聲明，與之前的立場形成較大反轉，不再寬泛地同情與理解“佔中”。大律 師公會的聲明讓香港社會在法治的根基上重新團結起來形成共識，成為反“佔中”可靠的力量。聲明也讓廣場留守派的價值和政治正當性降到最低。核心價值優勢轉 移到反“佔中”一邊，有利於政府最終決斷解決本次衝突。

激烈對抗坐實了香港社會的二元化分別

第三，“佔中”與反“佔中”的激烈對抗坐實了香港社會的二元化分別。隨著“佔中”的激烈違法和對抗，反“佔中”者亦進行了高級模仿和對等升級。在反 “佔中”大聯盟的系列行動之前，既往的建制派很少採取這樣的持續性和團體化行動。“佔中”刺激愛國愛港陣營在政治社會運動上成熟起來，也是好事。反佔中行 動的民主技戰法、民意支持度雖然與“佔中”不相上下，大有斬獲，但實際造成了香港政治族群的分裂，拓寬並加深了建制與泛民的分裂。陷在分裂的區間里，張力 拉大，就不免有中間人士變節或騎牆，比如田北俊等。而二元化社會是任何現代社會的管治死結，使民主社會難以形成所必須的共識。看看台灣的二元族群政治下的 民主現狀，香港民主的未來不是很樂觀。
二元社會還帶來了管治結構上的失衡。行政上，特首施政困難。立法上，拉布流會嚴重。司法上，香港傳承了英國的普通法保守主義傳統，法院自認是普通法世 界的一部分，不將《憲法》和《基本法》視為共同基礎，這使得中央用法治手段進行結構性整合喪失了制度和精神依據。回歸以來的多次憲制危機以及特首施政的結 構性困局與此有關。在立法和司法的夾擊下，後“佔中”時代的特區政府，雖然可能佔有多數民意，但限於二元社會現實以及《基本法》下的管治結構，依然會是 “進退失據、管治失效”。

這不是特區政府自身的問題，而是結構性的困境。解套也不是自身能力所能為，只能依靠中央政府對《基本法》的反思和重構，包括對香港社會的重新認知。中 央除了對特定的問題進行否決，對細節要有選擇性的調控，也要藉助“佔中”運動擴展在港群眾基礎，凝聚深層共識，更好地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政府方面要注意捕捉有利信號相互成全

第四，運動應該如何轉型。“佔中”者有兩點沒有預料到。第一，沒有想到國際干預沒有實際效力。第二，沒有想到中央堅定不退。“佔中”者雖然在廣場上堅 持了一個多月，但沒有任何實質性成果，無法自行離開。任何一場運動，都需要有成果預期和相應的政治成就感。沒有就意味著屈辱，這讓“佔中”者萬難接受。不 過，運動各方大體都意識到運動已屆尾聲，如何退場是關鍵，“佔中”一方亦在尋求各種路徑和方案，政府方面要注意捕捉有利信號，在合法基礎上適時回應，相互 成全。

作為內地旅港青年學者，我真誠建議香港的反對派需要有策略理性，能夠“超越廣場看廣場”，超越2017看未來。建議他們接軌特區政府10月21日晚上 提出的四點倡議——在我看來這是特區政府在自身職權範圍內的最大作為了——放棄超越《基本法》對抗中央決定的要求，從《決定》出發，遠程規劃自身的民主路 線圖。這意味著他們可以一方面逼著特區政府做出民情報告，寫明2017年後改善普選的承諾，對小的界別進行調整，強化提名過程的公開性和競爭性，使最終的 候選人盡可能中間化，而不是簡單否決人大的政改決定，一拍兩散。泛民應讓政改方案在立法會通過。這當然不是一致擁護，而是讓少數人支持，多數人反對。這才 是有禮有節，不丟面子，也不丟里子。這種讓步預期也會在2016、2020年的立法會選舉以及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得到補償，取得更大的政治成果。在中 央結構性干預沒到位之前，在《基本法》的前提下，泛民應該循上述策略理性將自己的政治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爭一時之短長，誤己誤人。如果拉倒拉布，原地踏 步，泛民會和香港社會一起沉淪，30年後，香港不知何在，不知何往。

李炏烜

李炏烜：愛國愛港媒體很無力　青少年教育工作亟待檢討

講“佔中”，我們應該往前推到回歸前。英國人在離開前，就在使香港人“恐共”方面，無所不用其極地滲透給香港人，讓香港人都懼怕共產黨，認為中國在回歸後就會這樣對待香港人，讓香港人的民心跟中國相悖，為人心回歸製造障礙。

這樣的灌輸性思維從教育開始，但我覺得最可悲的是哪怕回歸前到回歸後，一直都是用政府的錢去做一些針對中國的灌輸性負面教育，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大 部分公民教育的項目，我們很容易看到比如公民黨在做，包括公民教育的教材，都是傾向於反對派的理論。我們做過統計，其中約七成是反對派理論，這樣造成對中 國的負面最大化的通識教育，情況是完全失衡的，但是，這種情況本不應該在香港回歸後出現。

“愛國愛港”媒體都是很無力的

回歸前媒體一直掌控在外國人手上，包括覆蓋富裕階層和基層的媒體。回歸後，絕大多數媒體也都是親外國勢力，如有線電視、NowTV等，例如他們在報道 最近的“佔領中環”，就只報道示威者舉起雙手裝和平，但絕不報道他們高舉雙手踢警察的暴力行為，這都可以看出香港大多數媒體都掌控在外國勢力手中。

而“愛國愛港”媒體都是很無力的，文匯報、大公報、香港商報、亞洲電視等，覆蓋面少之又少。東方日報則好些。很多香港人因為受媒體片面的負面報道所影響，正所謂無知而產生恐懼，所以覺得政府、“愛國愛港”人士都是負面的，在這方面香港媒體可謂“功不可沒”。
司法機構還是牢牢掌控在別人手上是非常可怕的

在司法方面，我也覺得是不公平的。就如黃之鋒的人身保護令，便是很不合理的例子。我個人判斷是，最近法官對臨時禁制令的延期是有保留，甚至是想撤銷 的，所以展現出的態度就是拖延，為違法佔領爭取時間。他們不敢取消，是因為現在民意有所轉向，這不禁使我深深感受到，司法機構還是牢牢掌控在別人手上，這 是非常可怕的。

立法現在更是處於空轉，部分立法會的議員為反對而反對，他們罔顧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利益，一心使香港行政與立法的關係處於對立面。我自己在內地讀書的時 候，親自感受到國家迅速發展，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內地沒有香港這麼多的爭論。我們在香港建一段高鐵需要十幾二十年，但內地的高鐵在這十幾二十年都差不多 建好了，所以說香港現在是落後於其競爭對手的，不用說新加坡和上海，就連深圳都超過了香港，作為香港人更需要擔心的是怎樣發展香港，而不是沉淪在無休止的 內耗中。

青少年教育工作亟待檢討

青年工作方面，回歸後也做得不好。我們雖然投入了大量資源，讓學生去內地參與交流團，但往往這些交流團的效力僅有幾天時間，有很多這些交流團的組織者都只是站在上層領導的角度去籌備，譬如會讓學生站一個小時去拍一張大合影，這樣是不能在青年人當中留下好的印象。

我們“愛國愛港”陣營的青年工作主要依靠香港青年協會及青年事務委員會，但泛民那邊的青年工作是以一種中心開花的方式在進行，比我們做得更好，他們的 概念是要和青年共同爭取，這一點很受青年人歡迎。反觀“愛國愛港”陣營則是以一種灌輸式手法去做青年工作，這樣根本沒有抓住重點，所以大多都是失敗的。在 網絡平台方面也做到很差，要麼以極端的，要麼以無論述基礎的手法去做，這樣不僅不會吸引青年人去看，而且只會越做越黑。因為很多青年人已經受到反動媒體的 洗腦，接收了他們的思維方式，使他們越發不能認同“愛國愛港”這方面的信息。
所以我建議我們“愛國愛港”陣營也應該學習一下中心開花的方式，以覆蓋面廣、不“離地”的方式去做好青年工作，以爭取更多青年人的支持。

管制權方面，中央在特區回歸至今的17年里，從該管的沒有管，到現在想管管不了。如國民教育風波中，我一直認為是不應該退讓的。哪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 的國民教育，是不可能的事情。問題是我們現在國民教育方面全面潰敗，導致了回歸後青年人不認識國家，從而產生背離國家的最可怕情況出現。回歸後取消了必修 中國歷史科目，便是錯誤的開始，香港有很多青年人根本不知道中國的情況，國民歸屬感更是無從談起。

所以我認為國民教育和青年工作方面應該慎重的思考和檢討，以重拾失去的時間和人心。

“佔中”完結後須有多元發展

我個人完全認同中央把“佔中”定性為顏色革命，但“佔中”必然會失敗，因為它沒有內因，香港並不像他們所說的民不聊生。但問題是，我很擔心這點在將來 會發生，因為“佔中”這些人哪怕清場完後還是會回來的。現在“佔中”已經在不斷摧毀香港基石，如果在10年後真的民不聊生，再來一次佔領，那我們就只能全 面失敗了。

所以中央應該在清場後，好好思考如何促使特區政府專注令香港有更多元的發展，不要再像以前那樣空喊口號。香港的年輕人是“不患寡而患不均”，須知道貧 富差距是什麼時候都有，以前的香港人是看得到前景，所以才不斷地努力，慢慢形成了香港的“獅子山精神”，但現在的年輕人看不到前景，香港嚴格說就只有“服 務”兩個字，運輸、物流、金融等都只是服務，再也找不出第二個詞語來形容香港現在的產業，我們必須認清服務是非常受外因影響的，香港的發展在這樣的單一化 之下，慢慢的只會是“江河日下”，香港的年輕人看不到未來是非常正常的，他們漸漸的認同了泛民灌輸給他們的觀念，導致他們反對國家，反對特區政府。
關浣非：香港要自求多福

從經濟學上看，如果外部需求減少，內部需求也會減少，進而導致產業退化。“佔中”令很多內地人士不再前來香港，富裕人士轉往其它國家或地區進行財務投 資和管理，對香港高端金融服務業造成影響，相比之下，自由行旅客其實只能在中低端服務業有需求。現在經濟尚好，如果未來經濟衰退，民不聊生，反對派可以做 手腳的空間更大。

佔領人士企圖讓局勢升級，製造暴亂，製造國際事件。這場運動的背後是中國與西方大國戰略利益的博弈，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的博弈，西方普通法體 系和內地大陸法系的博弈。放在“一國兩制”內，現在的衝突等同於兩制的衝突，而衝突的程度大小，將成為香港至關根本的主要問題。如果這種衝突不能有效解 決，香港將後患無窮，甚至更亂。

在“一國兩制”方面，“一國”的發展前景看好，新一屆中央領導層抓問題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國基健固，長期以往，將令中國進入黃金發展時代。相比之 下，香港圍繞社會運行制度的爭拗仍將延續，司法執行出現偏差，如果情況惡化，受害的只會是香港和港人。現在的關鍵是看司法、經濟和行政等方面能否維持好健 康的秩序，這是深層次的重要問題。如果司法不彰，將讓社會愈加畸形。而如果要問香港是否真正具備高度自治的能力，我看也未必。

香港要自求多福，中央已經給予充分優惠政策。香港幾個中心地位一直在退化甚至消失，香港正被邊緣化。同時，香港人的心態也在變化，從前的優越感不再，信心下降，心情失落，心態失衡，“佔中”運動更是致使兩地民意對撞，令社會亂象醜態盡顯。

長遠看，在立法、司法及施政等方面真正提高香港的自治能力是關鍵；要通過系統的細雨潤物方式開展解決殖民教化的問題，逐漸實現大部分人心回歸；香港起碼應開展香港歷史教育、社會發展教育及法律教育。

莊金鋒

莊金鋒：《基本法》宣傳亟待加強

第一，“佔中”和反“佔中”是圍繞爭奪香港管治權的鬥爭。在9、10月，政府是守勢。到10月20日左右，形勢有所好轉，政府和反“佔中”力量，從被 動變成主動。雖然這種轉變不能說是很明顯的，更不能說是根本的，但畢竟在變，可能還會向更好的方向變。這包括幾個方面。

法律層面，香港最高法院頒佈了禁制令，禁止反動勢力佔領香港部分地區。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反對違法行為破壞香港法治，提出香港不能打破法治這個蛋。這 與過去經常和北京唱反調的立場截然相反。最高法院和大律師公會在香港都非常有影響力，在“佔中”和反“佔中”勢均力敵的情況下，兩者的表態對政府非常有 利。

民心層面，“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的第二次簽名預計總數突破150萬，說明“還路於民，恢復秩序，維護法治”的訴求得到了廣大民眾的支持。這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說，民意大如天。這迫使反對派不得不處理這種民意。
政治層面，“佔中”是否是顏色革命在社會上有不同的認識。有人認為，定義成“顏色革命”助長反對派的志氣。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說， “佔中”背後是外國勢力的證據會在適當的時候拿出來。這是梁在表態，向反對派敲警鐘。從最近幾天報刊披露出的資料看，梁的這一表態是慎重的。我們估 計，APEC期間習近平和奧巴馬可能會談這個問題。事態是否會因此有明顯的轉折，還需要觀望。

第二，依目前的形勢看，香港的前景並不樂觀。另一方面，“危”和“機”可以相互轉變。如果中央和特區政府能正視現實並總結經驗教訓，採取切實措施，有變危為機的可能，也就是說，把壞事變成好事。

最近幾年，政府在一些方面有失誤。比如公民教育應該是“一國兩制”的應有之義，但政府沒有堅持住。“佔中”以學生為主體，而竟然沒有大學校長敢公開表態說“佔中”違法。這說明香港選大學校長的時候比較傾向於學術水平。以後，政治質素也應該進入考慮的範疇。

特區政府也表示要很好宣傳《基本法》，但實際上沒有真正將《基本法》普及到位。澳門對《基本法》的研究和宣傳比較到位。雖然他們人數不多，但普及方式 多樣，尤其是採取不同形式的培訓班，出版讀物既有研究性的，也有通俗易懂，效果良好。香港研究《基本法》的人和資源多於澳門，但力量分散，沒有統一的領 導，沒有中長期和短期的計劃。這些方面需要加強。如果能做好，香港貫徹一國兩制會更加有效，以後東方明珠還會繼續綻放光明。
陳建強：《基本法》宣傳不能偏“兩制”而輕“一國”

特區政府推廣《基本法》上做得不夠，甚至可以說失敗。一般香港人對香港《基本法》並不瞭解。以我們所做的《基本法》宣傳網站為例，根據統計，訪客每次 到訪網站，主要停留在首頁，卻沒有多少人認真翻閱條文，平均停留時間也不足兩分鐘。從訪客來源來看，主要是香港、美國、英國及澳大利亞等地。

推廣《基本法》並不容易，過去17年裡，特區政府出於對民眾“恐共”心理的考慮，相關宣傳片段也主要著重於“兩制”而不是“一國”，可是，越是迴避， 越是造成了今天的局面。要從根本上扭轉局面，需要邁出一大步，而經過這次事件之後，相信會是一個契機。明年恰逢《基本法》頒佈25周年，特區政府將會展開 系列工作，希望在宣傳方面也會有所改善。

“佔中”或悲劇收場

“佔中”由一開始就是過分單純的書生理論，在香港根本無法實現，但最後被弄假成真，是因為有泛民及外部力量一齊推動，以“過橋式”的政治詭計造成現在的政治尷尬。從“622公投”被激進泛民騎劫開始，失敗和混亂都早已預見。

學聯和學民思潮等學生組織可以成為領導，並非因為他們“有腦”，而正是因為他們的學生身份。他們現在“飄飄然”，自我感覺良好，覺得香港可以由自己 “話事”，但卻也不過是“佔中”三子的翻版，很快就會被放棄。試看，他們曾經一再呼籲市民撤退，最後卻沒有多少市民願意體從學生領導。學生內部已經有很多 人希望撤離，但學聯周永康及岑敖暉、學民黃之鋒不願意。
同時，學生現在表面上希望繼續和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平等對話”，更想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直接對話”，簡直是天真和白痴，不失敗才怪。可以 預見，再拖下去，學聯和學民思潮也將會很快跳船，就剩下一班暴民同一班天真的市民，這就是清場的時候，悲劇性收場的可能性高。

“佔中”打正旗號要挾政府，有一幫求之不得的爛頭蜶，泛民人士傾巢而出，加之籌備一年多，所有力量聚焦香港，如果說沒有外部勢力介入或主導，是很天真的想法。外部力量希望顛覆中國，香港的環境令其有條件推波助瀾。

雖然現在章法很亂，但是“佔中”運動每一項行動都有板有眼，內部支援很充足，背後一定有高人指揮。但從當前的局面看，後面高人很可能不止一個或只一個來源，且背後高人各自為政，互相取代，誰也不服誰、誰也不代表誰。

政府及金融機構早有準備，加之中環沒有淪陷，所以“佔中”對經濟的短期影響有限，但若不及時制止，中長期來看很難預計。很重要的是，“佔中”傷害了央 港互信，及內地對香港的支持，滬港通臨時叫停和京港經濟合作研究會移師北京舉行，都是明確的警號。但是，如果失去了內地支持，香港經濟肯定沒有前途。

“佔中”直接打擊民生，經此一事，社會民怨浮現；“佔中”衝擊法治，影響管治，“一國兩制”的未來變化或有倒退式變化，這將對香港的長遠發展帶來無法挽回的損害。
解鈴還須繫鈴人，“佔中”一日不退，什麼都做不了，動亂或流血清場都將是必然的悲劇，到時受害的不僅是被捕的“佔中”人士，還有全港市民和香港這顆東方之珠。

從本港社會來看，市民不要再天真的相信政客暴民所提倡的“真普選”訴求，因為這些所謂訴求，都只是他們奪權搞事的借口，試看學聯提出“廣場公投”的題目，以及與政府恢復對話的條件，根本都是強政府所難，目的不過是借勢搞事，“真普選”永難在這情況得到實現。

政府應嚴守法治這關禁制令必須得到落實

其次，如果怨氣再深，特區管治將會更加困難，希望老師和家長可以認清政治和法理現實，勸諭學生撤離，不要成為政客暴民的工具，只要學生離去，政府不會 再投鼠忌器，放心依法執法，恢復社會秩序。年青人和一般市民亦不要再偏聽政客暴民的巧言，冷靜地為香港前途著想，知所進退。

政府應嚴守法治這關，禁制令必須得到落實，所有擾亂治安的行為，不論是黃、藍、綠、紅人士，該拉就拉，該罰就罰，法治一失，香港將會淪陷。同時，政府也應做好《基本法》和法治的宣傳，雖然慢了一點，但亡羊補牢仍未遲。

是次佔領運動期間，從中央是次處理田北俊的做法中，可知中央已經預料就主權及治權問題打一場硬仗，但只是拉開序幕。不過有危必有機，有大亂才有大智，希望香港這次付出的代價不要太大。
莊金鋒：四中全會為反“佔中”指明方向

我也認為，把壞事變成好事，非常重要。因此，要正視現實，總結經驗教訓以此為鑒。今後反“佔中”怎麼辦呢？中央這次下了很大決心，反“佔中”要反到 底，要一點不剩，血本無歸。做到這一點要回到中央十八大四中全會剛剛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中沒有談到“佔 中”，但提出八條措施，實質上就是反“佔中”的指導思想。決定第七部分的第六點，篇幅300多字，主要涉及港澳問題。歸納起來，有八個方面。《決定》的措 辭是“依法保障‘一國兩制’實踐和推進祖國統一。”這段話可以分成八個方面解讀。

第一，堅持憲法的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第二，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第三，完善與《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第四，依法行使中 央權力。第五，保障內地與香港、澳門經貿關係發展和各領域交流合作。第六，防範和反對外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第七，依法保護 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權益。第八，加強內地同香港和澳門、大陸同台灣的執法司法協作，共同打擊跨境違法犯罪活動。

這八條的核心，是按照憲法，加強《基本法》，同時行使中央權力。這不是過去理解的除了國防、外交都歸特區政府，而是《白皮書》提到的，除了直接行使， 還有間接行使的權力。這些是今後“依法治港”的重要方針，為反“佔中”中指明了方向。反對派從“佔中”開始就提出，香港要自主，後來又反對人大8月31日 作出的決定，甚至要求人大撤回決定，又有人說要政治問題政治解決等等。這些問題都離開了《憲法》和《基本法》的框架。所以，中央的決定是有針對性的，符合 香港實際的。

必須指出，四中全會的決定不僅僅是為反“佔中”指明了方向，它的意義是非常深遠的。它也為今後一個較長的時間內，香港的整體發展和根本利益指明了方 向。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四中全會的決定強調香港要依法治港，這是首次把依法治港納入到依法治國的整體規劃裡。說明這個法治的重要性。日前政協常委做出的撤 銷田北俊代表資格的決定，充分表明中央依法治港的決心。
凌友詩：吸取教訓回歸傳統

經過此役，首先，國家可從中吸取教訓，未發表的《國家整體安全報告》應該囊括教育、學術、傳媒、互聯網以及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安全。因為顏色革命都是由這些方面鋪奠基礎和推波助瀾的。

再者，在台灣發生的讓我痛心的事情，如今又發生在香港，讓人十分憂急。台灣尤其是國民黨本身就是民主普選的受害者，台灣這二十年來學運動輒出現，政府 軟弱無能，政黨傾軋嚴重，經濟空轉、社會撕裂，這些都拜民主普選制度所賜，馬英九先生應該對香港的艱難現狀有深切體會，也要考慮香港與國家之間關係的嚴肅 性，不要再對香港普選問題發表不負責任的意見。

最後，是年青人教化問題。我建議先讓年輕人回歸中國傳統的“孝、悌、忠、信”，多讀國學經典。雖然爭取年青人的工作千頭萬緒，但都該先回到原點——中國傳統，扎根孝、悌、忠、信，避免社會道德滑落。

李炏煊：應由高度自治變成適度高度自治

學生退場，現階段不太現實，因為現在“佔領區”內的年輕人認為自己成功主導了香港，正如最近（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說了一句話，“我們可以決定你們的未來”，這並不只是反映他一個人想法，而是反映了現在佔領區內多數青年人的感受。

另外，我認為教協對現在的局面必須承擔非常大的責任，他們不止是鼓動中學生出來“佔中”，現在甚至是小學已經開始進行那一套“佔中”洗腦教育，更可怕 的是有幼兒園的學生也被帶到佔領區，他們的老師說這就是他們的未來，還講“佔中”的理念，這樣的教育不是洗腦又會是什麼。
我們在幼兒園和小學教育的失守，導致青年人教育失敗的加速，要現在佔領區的年輕人離開幾乎是不可能，除非有一些不好的事情發生，但這也是我們所不願意看到的。

我們要解決問題是應該要軟一把硬一把，既要來狠的，也要檢討如何在政策上貼近民生，貼近青年人的想法。

媒體的重奪是很漫長的過程

媒體的重奪也是很漫長過程。我建議從遊戲開始，遊戲作為軟性教育是非常有效的。例如現在有香港人認為《三國志》是日本人寫的，就是因為玩了很多年由日 本人開發的《三國志》遊戲。可惜我們在這方面的基礎可以說幾乎為零，現在是時候應該很好地抓一抓，須知道香港的民情不可能由“愛國愛港”陣營進行硬性灌 輸。

我曾經到過佔領區跟學生交流，期間聽到這樣的話：“你的女朋友如果反對‘佔中’，你要和她分手，如果父母反對，就要和他們脫離關係。”“佔中”根本是從我們中國人最核心的部分去擊碎最傳統的家庭價值，是要從中心去突破，這也是最難以挽回的一點。

如今中央政府應該認真去想想怎樣協助特區政府，不應該再過於相信香港人的管治能力，中央必須清楚香港現在的政治教育依然是執行性的教育，香港不具備足夠的管治專才，所以我認為應該從完全高度自治變成適度的高度自治，這樣香港才能更高效，香港才能有所發展。
田飛龍：“一國兩制”未徹底破局　勿輕言全面管治

第一，法治成為央港關係的共同核心價值。雙方共同維護香港法治和國家法治，中央把依法治港作為國家戰略。這是需要堅守的陣地，也是內地法治的學習目標 和國家整體發展戰略。雙方需要相互協同，把“法治穩固先行，民主漸進改良”作為政治層面的穩固共識。香港在法治方面依然可以對內地有啟發和借鑒，彰顯軟實 力優勢，為國家現代化再做貢獻。而國家依法治港，也是對香港核心價值以及自由、繁榮、穩定的最好維護。香港的漸進民主亦可擴展為有益的民主化經驗，澤被內 地。當然，這樣考驗香港反對派的政治大局觀和中央的政治耐性。歷史機會從來存在，歷史機會也不斷流失。

要在立法上堅決反對未成年人的政治化

第二，立法禁止未成年人政治化，保護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和真正的政治自由選擇。民主在香港已經逐漸成為宗教意識形態以及世俗神學，破除了原有的道德禁 忌，典型表現就是片面的歷史與民主宣教進中小學甚至幼稚園，“佔中”運動有中學生被動員參加，運動中宣揚民主價值凌駕和壓制其他一切道德價值，包括愛情、 友情、親情以及法治、社會團結等。殊不知民主從來不是最優越的道德價值，而是實現其他道德價值的正當制度機制。現代民主是啟蒙時代後，以成人為中心的在公 共領域的事件，是成年人在有限的政治公共領域和公共利益範圍內關於如何選擇管理人以及如何審議公共政策的理性程式。如果將這種理念和信仰過早地向未成年人 傳輸，同時還伴有片面的歷史觀和意識形態，則相當於剝奪了他們進行多元觀念學習的權利，使其喪失了在成年後自由選擇或保守、或激進、或中間的政治立場的理 性基礎。當今香港民主文化環境下培養出的激進一代，濡染了廣場運動虛幻的宗教熱情，使其不能立足於歷代人積攢的豐厚命運共同體美德之上，不足以承受歷史， 指導未來，從而成為被激進民主文化“寵壞的一代”和“垮掉的一代”。英美民主福音派和香港本地反對派對此應負有不可推卸之責任。
為了重建香港社會的德性基礎，有必要在立法上堅決反對未成年人的政治化，反對向未成年人灌輸在成人世界才可較為準確理解並運用的民主理念和意識形態。反對未成年人的政治化必須成為嚴肅的立法議題。這是考驗香港社會政治文化是否真正成熟的試金石。

香港社會的民主是失控的高速列車

第三，學生如何退場。現在學運的主導權已經從泛民、“佔中”三子完全轉到學生手里。香港社會的民主是失控的高速列車，港府和警方作為被動的一方很難刹 車。泛民需要有真正的政治家，把“佔中”運動之“學生領導”轉換成“領導學生”的狀態，讓成熟人士和政治精英掌控民主運動。這樣看來，無論是泛民派議員的 後台蜷縮，還是“佔中”三子的“撤離”，都是不負責任的表現，既無公民抗命內在的犧牲美德，亦無從容自覺全程領導運動的政治責任感，頗有坐收漁利、隨波逐 流、合理避險的功利心理。

如果泛民不能形成集體的默契和共識來領導學生與政府溝通，結束這場運動，那只能說儘管反對派一直追求民主，至今還沒有出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家。

一國兩制底線應堅守　　港人自治能力需繼續培育

第四，中央不要輕言全面管治，一國兩制底線應堅守，港人自治能力需繼續培育。後“佔中”時代，中央很難像原來一樣，用“放任自流”的方法管治香港。在 關鍵議題、核心價值、嚴肅政治的博弈場合，中央必須要守住。這包括要求特首忠誠、行政主導以及其他傳統的關鍵議題之推進，比如安全立法、國民教育等，這些 事關一國兩制成敗的基礎以及國家的“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
同時，“一國兩制”也還沒有到徹底破局的狀態，不要輕言全面管治。中央對細節不要有過強的外部干預，不要深入內部。一旦“全面管治”不是威懾性原則， 而是實際策略，則會造成反彈，香港自我調節的機會將徹底喪失。任何自治的基礎都是自我組織與維繫的能力，中央管治仍應側重香港自治宏觀憲制環境的維護與改 善，而留出充足空間給特區政府發展自治的中微觀架構和實際能力。真正的“全面管治”將宣告“一國兩制”的徹底失敗，是中央再一次的“另起爐灶”，只能作為 最終手段使用。央港政治各方有共同責任避免這一最不利情形的出現。

殖民150餘年，回歸17年，港人習慣了執行和管理，卻不真正習慣決策和統治，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不僅考驗港人的實際自治能力，亦考驗其理解本 國複雜歷史和國家政治並與之形成政治上理性與良性互動的超自治能力，同時還考驗國家按照法治原則接軌“高度自治”的制度維繫、改進與政策把控能力。“佔 中”運動全面檢驗了這些治理性維度，結果頗不樂觀，但也非單方面原因或責任，如能借此機會深刻反思，理性進取，香港民主自治似仍有可期待餘地。

王平：結束語

從大家的發言可以看出，香港正處在一個巨變的過程中，不僅特區政府，以及“佔中”直接參與者，包括很多百姓對於“佔中”，對未來管治和青少年教育等都 有很多的思考。感謝大家參加今天的論壇，並給出了真知灼見。“佔領”行動尚未結束，希望參與者都以香港為家，以香港的前途為重。
評論員簡介:

陳建強：香港專業人士協會主席、香港《基本法》推廣督導委員會海外小組召集人。

關浣非：中國交銀保險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長兼行政總裁、吉林省人民政府經濟技術顧問、復旦大學兼職研究員暨碩士導師、香港中國星火基金會榮譽顧問。

凌友詩：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公共行政學院高級研究顧問、前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高級研究主任。

田飛龍：香港大學法學院訪問學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

李炏烜：中港青年文化聯合會主席、福建師範大學海外教育學院港澳台對外辦公室主任、蘇港交流促進會常務會董。

莊金鋒：上海大學法學院、港澳台法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