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群眾廣泛參與的「佔領中環」運動，正在演變成犧牲一代年輕精英的、失敗的港獨革命。
陳莊勤，香港民主黨創黨成員、執業律師。
由佔中三子經一年多策劃的「佔領中環」，忽然間被學生主導了整場運動。學生的熱情、衝動和近乎狂妄，使一些人、特別是老一輩的人突然發現香港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世代矛盾。以萬計的年輕人擁到街上，帶同怪異的想法和行為，一下子香港對一些人來說變得陌生。
香港的民主運動自中英就香港前途開展談判至今三十多年，都是那些熟悉的口號、熟悉的面孔。二零一四年由學生帶出的新氣象使很多人錯愕。很多人對於這些年輕人的理念、訴求以至行動的綱領和策略顯得陌生和不理解。一個原本由兩位學者、一位牧師策動、由政黨和一些政客配合與支援的運動，忽然變成了純由一批年輕學生主導獨力承擔的運動。由部署、策略至實施，由雨傘到營帳均有計劃有步驟地執行，使一些人質疑這場學生主導的運動背後有外力甚而外國勢力策劃和支持。
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曾任二零一二至二零一三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學苑》副總編輯，之後在二零一三年任港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後四個月，由於換屆而延遲出版的二零一三年五月號《學苑》以「佔領中環 香港革命」為專題，提出學生對佔中的看法。在其中一篇文章《佔領中環2.0全民起義統一陣線博弈制勝智取中共》，詳細論述了學生對佔中目標和策略的看法。他們在一年半前提出的策略驚訝地與剛發生的佔中非常相似，剛發生的佔中就如是按一年半前寫好的劇本演出一樣。
簡單來說，文章提出幾點：（一）以佔領中環為契機團結所有香港人。（二）紮營於中環的要道，面對解放軍總部和添馬艦，以「廣場政治」挑戰極權。（三）癱瘓中環直至中共讓步為止。（四）封鎖主要幹道，不論如何皆不可被清場。（五）要封鎖主要幹道不是中環心臟地帶，而是夏慤道、金鐘道和新建的龍和道。
文章作者提出這些策略的想法是要逼使中共面臨讓步還是鎮壓的兩難。而這些希望以激進策略達到實質結果的想法，與三子佔領中環心臟地帶被動地等待被捕作為道德感召的理想，顯然有很大的差別。
從學聯與學民思潮率先發難的佔中至今，從佔領的路段以至學聯一直堅拒撤退，到最後一擊的包圍政府總部，與之前《學苑》所述的完全吻合。可以看出，年輕的大學生們對佔中早在一年半前已有了他們的一套看法。只是一直以來，他們的看法被忽略和忽視。事件發生後，我們只簡單地對這些年輕人的魯莽行為批評，甚而簡單地把他們的行為打成為受外力慫恿或操控，而不深入了解這些年輕人的行為背後萌芽已久的理念。作為他們的長輩，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思想上的怠懶。
大學生誤入港獨歧途
大學生們從開始便不同意佔中三子的理念。人大在八月三十一日決定「落閘」，佔中尚未開始，二零一四年九月號的《學苑》在封面宣告了「香港民主獨立」。這一期的「苑論」題為《中共絕不是上帝》。文中猛烈批評「佔中三子」跟港共一樣，俯伏在地上仰望中共，追求民主，卻沒有獨立人格、獨立自主意識，實在荒謬。中共之所以高高在上，不是中共崇高，而是自己一直在俯伏在地上」。文章提出「香港民主運動要根本改變，民主回歸論死亡；『香港民主獨立』應運而生，香港新的民主運動是將香港獨立訴求與爭取民主連成一線」。
具濃烈港獨傾向的學生強烈批評傳統民主派的「民主回歸」，他們認為「民主回歸」為香港帶來兩種主導了香港二十多年的民主議程，這兩種議程是：一，中國無民主、香港無民主；二，香港人只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爭取民主。這些年輕的學生認為「香港本土意識興起，主因是香港人摒棄了『中國無民主、香港無民主』的大中華意識」。
事實上，以香港為本位的看法早在二零一三年五月的《學苑》已提出，他們提出「佔領中環必須是一場以香港為本位的民主運動，港人須放下民主中國和民族主義的包袱，建設民主香港、落實雙普選刻不容緩，『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由一群奴才去建立』，民主中國更不是由港人站在高地販賣愛國激情就能建成」。
這些處處顯露本土意識、擺脫中國，追尋某種形式的香港獨立的思維，究竟有多少年輕人支持呢？
《學苑》在二零一四年二月號，報告港大學生民意調查中訪問了四百六十七個學生，顯示政治取向中認為自己是屬於傾向港獨「本土派」的學生高達四成八，而認為屬於民主回歸的「大中華」派的只佔一成五。調查雖然顯示六成八的受訪學生認為維持一國兩制是適合香港的政體，但矛盾的是當被問到「如果明天香港舉行公投表決『香港應成為一個獨立國家』，而結果將受北京承認」，選擇贊成的四成二與選擇反對的四成一不相伯仲。而同一問題問表決「香港成為一個獨立國家而結果將不受北京承認」時，選擇贊成的受訪學生仍高達三成七而反對的則只微升至四成三。民調結果顯示相當比例的年輕學生，無論北京贊成與否，他們都傾向贊同香港獨立。
事實上，二零一四年二月號《學苑》的專題便是廣為人們談論的「香港民族、命運自決」。其中一篇文章說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指出「若我們相信香港應是一有別於大陸、有言論自由之地，那我們自然應該有主張及鼓吹港獨的自由」。
電視新聞中看到佔中的年輕人被問及何時退場時，他們均回答沒有實質爭取到的成果時不會撤離。年輕學生將香港獨立的訴求與爭取民主綑綁在一起，並且不惜以沒有底線的「官方沒有實質讓步便誓不罷休」的抗爭方式去堅持他們的訴求，並不是佔中三子原來的設計。
對於佔中的作用，佔中三子之一陳健民曾說「有張力才會有談判發生，而佔中便是要製造這樣的張力」。但年輕學生眼中，充滿妥協可能的談判並不是他們的選擇，他們要的是一場迫使對方就範的革命。
在年輕學生眼中，傳統民主派面對強大的中共政權過於軟弱和退讓，二零一四年九月《中大學生報》提出「政改運動危在旦夕，我們需要的不是坐下談判的『氣度』，而是抗爭的勇氣，政黨與三子必須改變這種以退讓、談判為主的路線，否則大家應拋棄他們，以更為激進、直接的行動，衝擊這場沉寂的抗爭」。
年輕學生對政改悶局不耐煩，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便在二零一四年九月的《中大學生報》中說，「三十年來民主真正的力量不在三子，而在於每一個人，你去參與抗爭，你坐在馬路，那才是真正的力量」。
年輕人選擇了偏離傳統、拒絕妥協的抗爭，與傳統民主派的抗爭方式大相逕庭。他們是土生土長的一代，摒棄了傳統民主派的民主回歸大中華情懷，以濃烈的本土意識一併主張民主與獨立，吶喊「香港民主獨立」。當有如港大學生民調所顯示高達四成的年輕學生贊同這種主張的時候，對於整個社會，這將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訊號。
港大學生大喊「佔領中環、香港革命」、「香港民主獨立」，究竟是年輕人浪漫的激情？抑或是願意為之付出青春終身爭取的理想？
那是關乎整代人的問題。學民思潮的黃之鋒對不怕共產黨、怕了年輕人的年長一代說，他們可以「移民到一個沒有共產黨的地方，但不能移民到一個沒有年輕人的地方」，他說他們這一代將主宰上一代人的命運。他說得對，他們這一代將主宰不單上一代人的命運，也將主宰香港的未來。
在這沒有權威的年代，作為這些年輕學子的上一代，我們絕不應該向他們灌輸我們那些可能已過時的偏見和執著，但我們必須讓他們承傳我們那些人生閱歷累積起來的經驗和智慧。
佔中民意逆轉，一個又一個年輕學生被拒入境中國內地。香港人今天在目睹的是一場群眾廣泛參與的民主運動，正在演變成為將會犧牲一代年輕精英不可能成功的港獨革命。
我們欣賞年輕人有理想而且甘願為理想無私付出，但也必須對他們說出殘酷的現實是他們正走進沒有出路的死胡同。政客為一己政治目的不負責任地對年輕人脫離現實的想法、有悖常理與人倫的做法不加勸誡，佔中學者為自己的飯碗回學校教書但讓這些學子繼續在曠課。作為局外旁觀仍有良知的大多數港人，究竟應否保持沉默，對充滿熱情的一代人脫離現實的想法仍不聞不問不置可否、對他們的歪理不加責斥、對他們有悖常理與人倫損害自己的行為仍無原則地包容；還是應更主動多了解他們、更明確地面斥他們的謬誤？
對政權與學生都講真話
只能怪我們的教育放棄中國歷史,而讓老師在通識向學生灌輸港獨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