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啟樟:給香港青年朋友的信

親愛的朋友,

首先讓我介紹自己:我是來自一個華僑家庭,父母從廣東的農村來到越南定居,在遠離西貢的一個小鎮落戶。我便在那裡出生,直至六歲的那一年才離開。

我在華人聚居的堤岸上小學和初中,讀的是中文,接觸的都是華僑的子弟,自成一角,與主流社會幾乎完全分開。中國人的傳統觀念是:血緣決定身分,父母是中國人你便是中國人。對此我從未質疑過,縱使拿了加(拿大)籍,骨子裡永遠是個炎黃子孫,並以此為榮。

1954年越南脫離法國成為獨立國,一分為二,北方由共產黨統治,南方由美國支持的西貢政權管轄。從國家分裂的第一天開始,北越便想把她認為是美國傀儡的南越政權推倒,統一全國。當時越南的局勢非常動蕩,南北矛盾激化,烽煙四起。南越政權為增加兵源,積極徵兵;華僑子弟為了躲避入伍,紛紛設法離開,我便是在1958年到達香港的。

初到香港,人地生疏,對她沒有什麼好感,但既然走頭無路,唯有勉強留下。由於學業根底差及超齡,我只能進入一家牟利的學店讀英文,有點基礎後才轉去一家私立英文中學繼續學業,讀到Form 5那年無意觸犯校規,被迫令停學。我恐怕從此斷送了大好前途,感到十分彷徨。

我一面做工一面讀夜校,專修英文及實用商科,努力充實自己。當年就業機會很多,我每隔幾年便換一次工,直到當上了一家跨國公司遠東分行的主管才定下來;年薪跳升幾倍,我幹了十八年才宣告退休。人說香港是冒險家的樂園,我說她是自強不息者邁向成功的康莊大道!

香港不僅是我逃離越南戰火的避難所,她更是我安身立命所賴的支柱。我對她有極其深厚的感情,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取代。

現在香港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歷史時刻,有賴港人作出明智的抉擇去克服因「普選」爭議帶來的困擾。選擇對了,香港前途將會一片光明,否則東方之珠將會失去昔日之光輝。身為香港人的一份子,我對她的前途異常關切,按不住內心的催促要寫這封信給你們。

眾所周知,香港目前最令人關注的話題是「普選」,意見分歧,爭吵得沒完沒了;有些人為此上訪美國華盛頓為自己打氣,殊不知這樣做是直接提供機會讓外圍勢力插手於香港的內政;有些人以「佔領中環」為手段向政府施壓,務求達到他們所要求的政改目的。對於這些人的所作所為不能袖手旁觀。是支持還是反對都要冷靜分析,不可任人擺佈,牽著鼻子走。

「佔中」的倡導者所憑的理據是香港是法治之邦,法律賦予人民言論自由,走上街頭抗議政府的政策是法律所容許的行動。他們似乎言之成理,不過當你們更深一層去想時,你們會質疑他們為何要選擇香港金融中心所在地的中環,難道維園不更適合他們的要求嗎?中環是香港的商業中心,代表香港的國際形象。任何破壞這個形象的行動都不應受到鼓勵,你們對此不可掉以輕心。曾經有個青年朋友對我說,「佔中」行動的群眾會很自律、冷靜、抑制、不使用暴力,政府不應指責他們搗亂香港而加以制止;這些行動只會進行一天,當目的達到了他們便會鳴金收兵。我覺得這個想法太樂觀了,只要看看最近台灣學生佔據立法院和行政院失控的情況便可知道。群眾鬧事從來都是易放難收的下場。

現下香港的年輕人很熱衷於政治,尤其積極爭取民主,這是值得鼓勵的。邱吉爾的名言:民主政治並非十全十美,但在沒有其他更好的政治制度出現之前還是可取的。他說這話時很符合當時的國際形勢,但民主政治發展到今天卻出現了不少弊端,從我在加拿大的親身體驗便可看出來。

安大略省十一年來一向由「自由黨」執政,但民望在幾年前開始下滑,使它由多數政府下降為少數政府。前黨魁為扭轉頹勢,把兩個正在興建的發電廠計劃半途腰斬,以迎合選民的意向,爭取他們的支持。這個決定是一項超過11億元的龐大財政負擔,當中可能還包括了利益輸送,自由黨卻一直隱瞞,結果真相大白,黨魁引咎辭職。政黨為爭取政權不擇手段的例子多得不可勝數,最常見的是沒有節制地增加福利,濫用納稅人的錢去收買人心,開出的支票要兌現,結果入不敷出,令到安省財政預算赤字連年,債台高築。縱觀西方施行民主政治的國家,有哪一個不是負債纍纍,喘不過氣的呢?

民主政治除了被政客為謀私利而濫用,也被選民趁虛而入去滿足個人的慾望,索取福利、醫療、教育、單親津貼……政客為了選票和短期利益而犧牲了國家的長遠計劃和長期利益。選民處處有政府擔當,再也不思進取。西方國家的沒落,為期不遠矣!

來加之前,我從未思考過民主政治的弊端,深信它是人類的救星。殊不知民主制度只可以遠望而不可以近觀,因為距離近了是會看出很多毛病來的。

一個非常關心香港經濟政策的年輕朋友最近對我抱怨說:香港素來奉行對工商界各行各業採取積極不干預的政策,使香港經濟在自由和公平競爭之環境下發展得非常蓬勃。今天政府為什麼一改常態,對哪一門生意都管,包括電視發牌的申請也被無理否決,使原來的遊戲規則完全變了質,令人無所適從。我的意見是這個不干預政策對香港早期的經濟環境十分適用,但當市場達到飽和時,適度的調節是有所必要的。假設我們仍不忘記2008年經濟蕭條時美國金融界內的大型銀行和三個汽車生產商同時向美國政府求援的事,便可了解任何企業都不可讓它們無節制地去擴張,它們一旦營運出現困難時,對社會國家甚至環球帶來的負面影響是難以估計的。大型銀行倒閉可癱瘓整個金融系統,人工密集的汽車工業停產也可引發千千萬萬工人失業,導致社會不安。美國政府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的出現,忍氣吞聲,也得讓國庫花掉一大筆去救濟這些經營不善的企業,使它們能夠生存下去。

香港推行的不干預的政策使幾個大財團無止境地擴張,他們的財力早已不受到控制,在各行各業出現了壟斷的局面。房價、普通物價、電費、食糧、交通運輸,無一不在他們掌握之下,使市場失控,市民叫苦連天。

由此觀之,任何政策都有保鮮期,日子長了便可能無效甚至有害,對此能不細心分析嗎?

我還想提醒大家一下的是,香港早已失去製造業的優勢,工廠北移,剩下來的只有金融、旅遊、物流、運輸、零售和其他服務行業,而且與周邊各國的競爭愈來愈激烈。稍微的怠慢,便會被競爭者迎頭趕上。

請恕我直言,你們也時刻要面對來自新加坡、馬來西亞的同輩和中國留學生在國際職場上的競爭。他們的英語和普通話能力都受到不少僱主的認可,你們必須急起直追才可保持優勢。

我今天要說的便到此為止,以後還有很多事情和你們探討,互勵互勉,共同進步!

親愛的朋友,

在給你們的第一封信裡,略略談過我的背景和對民主政治、經濟制度、市場競爭等問題的陋見,意猶未盡。今次打算集中討論民主政治的弊端,分享個人對此的體驗。

台商郭台銘說得好:「民主不能當飯吃!」

菲律賓在強人馬可斯倒台後實行一人一票選舉總統,一屆選完了又一屆,選出來的人才似乎一屆不如一屆,他們都沒有把經濟民生攪好,單從菲律賓婦女不斷背井離鄉,走到國外替人做家傭(香港有290,600賓傭)便可知道。這樣的民主制度不要也罷!

印尼也是個曾經推行民主制度多年的國家,和菲律賓所得到的效果不相伯仲:經濟不振,民生滯後,無數婦女為生活所迫,離開家庭到外國當家傭(約為九十萬)。這種現象和菲律賓比較,有後來居上之勢。

反觀越南,實行的是一黨專政,卻可從戰火的廢墟中重建,經濟欣欣向榮。今天越南輸出的不是家傭,而是糧食和手工製成品。在國防方面越南享有獨立自主權,無需乞求外力保護,在這方面菲律賓便做不到了。

新加坡是另外一個獨特的例子:表面實行民主,實質一黨獨大。人民行動黨由獨立的第一天便開始執政,控制一切鞏固政權的資源,把反對勢力邊緣化,一直延續到今天。不過,政府廉潔,效率高,把國家管治得頭頭是道,獲得人民的支持。

鄰近的泰國雖然仍保有王室,奉行君主立憲制度,泰王是一國之尊,但甚少過問政治,國家由民選的政府管轄。泰國政局的動蕩舉世無雙。各派政黨憑藉軍隊、農民、中產階級的力量作籌碼,縱使選舉失敗,也可隨時運用不法手段奪取政權。曼谷街頭不時出現反政府的群眾,搖旗吶喊,亂成一團,癱瘓整個城市的正常運作。這些烏合之眾有受人擺佈的,也有為爭取個人利益的;他們不顧全大局,盲動。這樣的民主亂象對國家元氣有極大的破壞力,千萬要避免。

你們或會說菲律賓和印尼曾經受過殖民統治,遺害深遠,不可能很快便走上坦途,此非民主政治之罪。

那麼請聽我說說美加的民主實況:多倫多市長福特是由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殊不知他是個酒徒、吸毒者,對女性和異族持有偏見,為此臭名遠播,丑聞不斷傳出。如此缺乏道德操守的一個領導人,若有自知之明,一早便會引咎辭職。可是此君厚顏無比,堅持要幹下去;市議會沒有法律理據可把他推倒,另選賢能。福特任期年底便屆滿,誰人繼任也決定於一人一票的選拔。福特官癮非常大,一早便表示參選連任,無人可阻擋他。加拿大雖然是個成熟的民主國家,仍然無法防止這類政治鬧劇的上演;當一些新興的民主國家面對這些問題時,又如何處理呢?

談到民主政治總不可錯過美國這個舉世無雙之民主大國。我對他們的制度略有所知,但不敢恭維。奧巴馬是一個完全沒有行政經驗的人而能夠在一人一票的選舉制度中勝出,而且能夠連任。如以正常的思維邏輯作依據,相信很多美國公民對這個年輕的總統會很不放心,因為看不出他可憑什麼條件領導國家和世界?烏克蘭危機、中日領土之爭、中東亂局,一直在挑戰白宮主人的智慧與勇氣;美元頹勢、民間暴力、基建失修等等有待解決的問題,奧巴馬一點對策都提不出來,其勝任能力可知!

與其說美國是民主治國,不如說她是一個由金錢主導的社會來得更貼切。每四年一度的總統競選都是一場財力的角逐,如果沒有財團作為後盾,縱使才德兼備,有意為國出力,白宮寶座仍然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至於受財團支持的競選者,勝出後多會感恩圖報,所訂立的政策或多或少都含有利益輸送的成份,官商相護的例子多得不可勝數。美國人投身政壇還有很多好處,如任期屆滿後可從事政治遊說的工作,達到名利雙收的目的。

民主政治並非一服能醫百病的良藥,因地制宜、適當調節、循序漸進,才可達到預期的效果。

我不反對民主,但反對從西方一成不變,照單全收地輸入的民主制度。

親愛的朋友,

今天我想和你們討論一下香港與中國大陸的關係,使大家能夠認清形勢和適當地為自己定下目標,與大陸合作,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香港能夠從一個鮮為人知的小漁村演變成為一個繁榮的國際大都會,原因何在?我對這個問題曾經反複思考過,所得到的答案是:香港擁有特殊的地理環境,英國人有效的管治,港人的勤奮個性和冒險精神,中國本土所提供的機會,世界所展現的有利形勢,這些因素對香港的發展都起了積極作用,缺一不可,尤其中國本土更屬最關鍵的一個因素。

香港早期的發展步伐十分緩慢,與中國的商貿往來要面對與很多中國沿海城市的競爭,直至1949年中國政權由共產黨取代國民黨之後,香港才成為唯一通往大陸商貿的必經之地,從此欣欣向榮,更成為了亞洲經濟的四小龍之一。

香港的地理優勢因中國政權的轉變而突顯出來。假設廈門、廣州、上海、天津在中共掌握政權之後仍保持對外開放,香港便會失去這個獨特的條件。由此觀之,英國人選擇香港做殖民地並非有先見之明,只是因緣之巧合;他們對香港的管治雖然重要,但並非幫助香港繁榮的唯一功臣。

英國人對香港最大的貢獻是把她發展成一個法治的社會,人民受到法律的保障;其次是他們在香港推行的自由貿易和寬鬆的金融政策,大大刺激了經濟的發展。雖然如此,殖民政府在管治上也有不少敗績:早年的貪污舞弊使行政效率低落,土地政策缺乏遠見使房價失控,過分放任的市場管理使內部競爭失去平衡;這些負面的影響既深且遠,留下很多棘手的問題有待特區政府去解決。

大陸赤化後,從中國逃來香港的人才及財富前所未有,刺激了香港的經濟起飛。製造業、電影業、金融業、房地產、旅遊業便是由外來的資本與人才不斷開放而逐漸興旺的。上海的資本家對香港的貢獻尤其重要,使她在落後的經濟基礎上搖身一變而成為具有競爭力的參與者。香港的文化事業也是受惠於從大陸南移的學者及文化人,本地報章如雨後春筍般遍地滋生,一掃「文化沙漠」不雅之名。

韓戰時期中國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經濟封鎖,他們嚴厲禁止任何物質運進中國大陸,香港成為進入禁區的秘密通道;不顧禁運的規定風險雖大但回報甚高,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他們把物資源源不絕地運進大陸,直至韓戰結束。期間不少香港商人發了大財。香港被稱為「冒險家的樂園」,由來在此。

韓戰之後接踵而來的是越戰,香港成為美軍的補給線和度假消閒的熱門城市。能夠把握機會的香港商人又發了一大筆戰爭財。這些累積起來的財富有助日後香港經濟的發展,使整個社會受惠。

越戰結束不到三年中國實行經濟改革,把門戶開放,大陸市場起了天翻地覆的改變。資金、人才,從四方八面而來,通過香港進入大陸。香港的製造業北移,保持了競爭優勢。大陸提供無限量的人力資源、土地及逐漸成熟的消費市場,使香港享盡地利之優勢,財富滾滾而來。香港經濟在往後的二十年達到了歷史的高峰。

主權回歸中國後,香港曾數次經歷國際金融風波的打擊,2003年又受到突發禽流病毒的禍害,經濟低迷,人心惶惶。中國憑著本身的實力向香港施以援手,直到她元氣回復。

由過去的歷史觀之,中國國勢盛衰對香港都有直接的影響,香港的命運與祖國息息相關。能夠看通這一點,港人便很容易替自己定位,正視和祖國的關係,共存共亡!

英國在香港扮演的英雄角色多少是由時勢造成,香港命運並非由她主導,香港人必須明察秋毫,才不至讓她反客為主。

最後我要提醒大家在1990年香港的GDP佔大陸25%,去年下降至2.2%,未來十年可能再下降到不足1%。地區之間的關係從來都要考慮經濟因素,惶論香港與中國大陸本該是血肉相連的!

親愛的朋友,

一連給你們寫了四封信,本來打算長話短說,但三言兩語總是無法表達我要說的話,所以又寫了這一封。

前面說過我是1958年初來到香港的,原意是回國升學,卻因適應不了當時大陸異常窮困的生活而折返。除此之外,還記得當時的深圳海關,解放軍把每個入境者都當成特務來看待,嚴查細檢,嚇得我魂飛魄散,後悔為何自投羅網。過了國境到達目的地之後,我又得去辦理戶口手續,否則公安會上門找麻煩。此情此景相信只有你們的父母和祖父母才可能親身經歷過。今天去大陸旅行則方便多了,過關手續不外乎是一頂簡單的例行公事而已。

不要小看這個轉變,它表示中國對本身的國防力量增加了信心,不再擔心被外國特務滲透;這也說明中國進步了,能追上時代,簡化了出入境手續,向世界看齊。

1958年的香港其實比中國大陸也進步不到哪裡去,旺角花園街的民居仍未有水廁設備,負責清理糞便的「夜香」婦,每天在天仍未亮之前已開始幹活,弄得臭氣熏天,途人掩鼻而過。當年深水、大角咀、上環,西環比旺角的居住條件還要差,對「夜香」婦服務的需求必然更大。

當年的窮人為了解決居住問題,在半山腰上架起簡陋的以鐵皮為屋頂的木屋,既缺水也缺電,惶論水廁等現代設施。這些非法建築一旦遇到火警,則凶多吉少;除此之外也經常遭受颶風暴雨的侵襲,山坡移動能把房子推倒,悲劇隨時會發生。

香港眾多的漁民一向以海為家,漁船除了是捕魚的工具,也是他們日常起居的地方。隨著香港的發展,捕魚業逐漸式微,漁民的子弟紛紛轉去陸上工作;他們負擔不起昂貴的房價,擺脫不了原來的生活方式依舊以船為家。有說:一旦以海為家,便永遠以海為家,這是水上人家的宿命,十分可悲。廣東俗語形容窮人發了跡為「上岸」,香港漁民如今上岸了嗎?

六零年代初期的香港仍一片蕭條,人浮於事。到處都看見小販向途人兜售商品,賺取蠅頭小利;當他們不幸遇上巡警而走避不及時,連本帶利賠上了仍脫不了身。小販生涯之苦,不堪想像。

在製造業萌芽的早期,老闆為壓低成本,僱用的都是一些廉價勞工和未成年的童工。這些工人受不到工會和法律的保護,吃了虧也投訴無門。

無法按時出外工作的婦女便由工廠發放可以在廠外完成的訂單,使她們在家務完成後可接手做一些加工的程序。當年在家做縫紉、穿珠仔、塑膠花的家庭主婦多得不可勝數。香港猶如一家大工廠,生產線遍佈全城的每一角落,眾多家庭。

雖然出口訂單一直能保持,難民仍不斷從中國大陸湧入,造成人力供過於求,失業人多。黃色事業應運而生,五步一樓十步一閣都是一些舞院、妓寨和各式各樣的架步,吸納了不少求職心切的婦女;地下賭場,麻將館,脫衣舞表演在警察庇護之下大行其道,成為黑社會的溫床。

以上便是當年香港落後、貧窮、敗壞的寫照,你們或許會在寫實的電影中看到一鱗半爪,但和前輩親身的經歷相去甚遠。

香港今天已是一個富足的社會,溫飽再不是人們關心的問題。黃、賭、毒的違法勾當縱使不能徹底消滅,也非猖獗失控。殖民地政府留下的法治制度仍然保留著,市民在法律的保障下亨有言論自由,可上街抗議政府施政失誤,民選代表可在立法會內大發議論,罵特首,罵共產黨,擁護西方民主,都無後顧之憂。

每年六月四日,市民可聚集維園紀念「六、四」民運,悼念死難者;他們可集體上街怒吼,把「23條惡法」的通過推遲,把「國教」的建議弄至胎死腹中。這些行動都受到法律的保護,不怕秋後算帳。

港人可隨心所欲地選擇子女的教育方式:反對學普通話,堅持廣東話才是母語教學;如何取決都是聽隨父母的旨意。強迫教育在香港是永遠行不通的,一切由市場指導才是正確的選擇。

香港實行的低稅率政策是財富累積的有效條件,雖然有人反對富豪享受同樣的優惠,但往深一層想,香港實在是得可償失,因為有錢佬為了更富有,不會棄此地他往。

1997年主權回歸前很多港人對前途缺乏信心,紛紛移民外國。當局勢穩定後,他們又回流,特區政府不但歡迎,而且沒有要求回流者放棄外國籍;這麼寬鬆的對待,難得一見。越南人回流就必須放棄外籍才可領回離境前的資產,新加坡也有嚴格規定,中國大陸也至今不予承認雙重國籍。

香港的好處多得不可勝數,這些都不是從一人一票的選舉得來,乃是港人一代復一代努力耕耘的成果。如果我們身在福中不知福,為改變而改變,那是不理智和冒險的行為,必須再三思考。

親愛的朋友,

從你們對我幾封信的反映,我發覺其中有些共同點:對大陸缺乏法治、重關係輕制度、貪污舞弊、家長式管治、打壓異見等等表示不滿,恐怕這些弊病會污染香港。你們也擔心共產思想滲透香港,給港人洗腦,蠶食本地文化。

對你們這些憂慮我是了解的,也同意你們指出中國大陸現行的政治制度確實有很多須要改善的地方。

我無意替中國政府塗脂抹粉,不過我認為在過去的三十年她選擇的路是對的。歷史是一面反映事實的明鏡,可讓我們作出較公平和合理的評估。

中國有十三億人口,三十年前一窮二白,今天不愁溫飽,這是一個可喜的突破。不但如此,她的經濟仍持續向前,成為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反觀蘇維埃聯邦,她選擇政治和經濟改革同時進行,顧此失彼,一敗塗地。如果中國走同樣的路,後果不堪設想。

在改革開放之前,大陸人的生活非常窮困,不少依賴香港親友接濟。相信大家對這點記憶猶新,哪想到今天港人要靠陸客南下旅遊購物來支撐香港的經濟。

你們說溫飽是不足以使人民感到幸福快樂的。此說我只同意一半,因為饑寒交迫肯定是痛苦的來源。古往今來,多少政權是因為民不聊生而被打倒的。由此觀之,政治改革只有在社會穩定的先決條件下才可進行,還要步步為營,不能犯錯。

至於你們擔心共產黨不斷滲透香港,使她成為大陸的另一城市。對此我感覺有點杞人憂天。香港特區一直受到「基本法」的保護:立法、施法、行政完全獨立,稅收盈餘不必上繳,防衛開支不須負責。除了如此優厚的待遇,港人對中央還有所求嗎?

共產黨已非昨天之共產黨:商人可成為黨員,自由經濟是核心價值之一,個人可累積財富,階級鬥爭早已成為過去。香港縱使被中共滲透染紅,也紅不到哪裡去,何況中央還須盡量保存她原來的樣貌去吸引台灣早日回歸。

改革開放後,大陸生活水平急速提升,吸引了很多港人、台灣人及海外華人回去置業定居。他們這樣做是經過詳細考慮才作出之明智決定,絕非盲從附和;這也不是中共對外宣傳的把戲,而是從口碑得來的結果。

反過來,你們對外圍勢力在香港所進行的一切活動就不能掉以輕心,必須提高警覺。他們善於利用香港滲透大陸,高調地以維護人權為手段,煽動人民對政府不滿,增加政府管治的困難。幾個中東國家政權相繼滅亡都是起源於民憤,加上外界之煽風點火,一發不可收拾。對此中國必須引以為鑑,不可等閑視之。

中國之崛起招惹了不少妒忌和敵對,中國威脅論此起彼落,沒完沒了。這說明了只有中國人才會希望自己的國家富強,外人對她說三道四是不可相信的。

親愛的朋友,

一個青年朋友說我離開香港太久了,對在香港發生的事不一定能了解得很深,因此感受不到他們對政改原地踏步不滿的情緒。我不同意這個說法,因為說的人過分主觀。不可不知,生活於香港猶如處身於森林之中,能看得清楚的只是一棵一棵的樹木,但看不見森林的全貌,如要做到這一點還需站得較遠一些,就如有句俗言所說:「要看廬山真面目,身須不在此山中」

如今假設香港這個森林失火,我們要看清楚起火的原因,火勢從哪個風向吹來,就近可滅火的水源在哪裡等等。身在現場是不一定能及時做得到的,離開了現場才可一目了然,決定對策。面對極度危急的熊熊大火,能夠看準周圍的環境是生死存亡不可或缺的條件。掌握到才可正確地找出生路,增加滅火的效果。

香港有關普選特首方案引起的爭議,鬧得越來越烈。部分港人對政改立場非常偏激,堅持特首候選人非由公民或政黨提名不可,否則皆屬假民主,不可接受。如果他們提出的方案不能順利通過,激進派便會不惜任何代價佔據中環,抗爭到底。

如此看來,香港確然失火了,而且火勢熊熊,滅火是當務之急,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激進派是火種,需靠易燃物品助燃,風力加強火勢的蔓延。如你們支持他們的言論,附和他們的行為,那麼你們便成為了他們的助燃物,把香港燒燬。這樣做值得嗎?所付出之代價何其高,又能負擔得起嗎?

香港發生動亂,特區政府可能應付不下,中央不會坐視不理的。這是合符邏輯的推斷,並非危言聳聽。我對此非常擔心,因恐外圍勢力會趁機指控中國政府干預香港內政,把混亂的局面弄得更糟。

香港政府的運作一向有「基本法」做依據,反對它存在的人猶如鼓吹革命,把現行制度推倒,另立一套。這種反政府的行為在任何民主國家也不可容許,還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後果非常嚴重,你們千萬不可以身試法。

香港的政制容或有不少有待改進的地方,我深信憑著港人的智慧和耐性或遲或早總可找出一個令各方都可接受的方案。

民主政治推行起來並非一帆風順,泰國的亂局可引以為鑑。

親愛的朋友,

對你們提出的各個問題我恐怕並不能逐一給予滿意的答覆,雖然如此,仍可以繼續探討。

我曾說:「2008年發生的全球性金融風暴,使我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失去信心,繼而全盤否定。」對此我必須加以說明:中國能夠在短短的三十年從經濟破產邊緣走向繁榮昌盛,推行的剛好是市場經濟。由此觀之,應當反對的不是市場經濟的功能,而是扭曲並強令這個制度容許的壟斷行為。它使龐大的企業集團能夠巧取豪奪社會的資源,並無限量地擴張。毋庸置疑,調節市場靠的是那隻無形的手,而摧毀市場所靠的同樣也是那隻手,因此政府必須適度干預市場才可達到平衡,保障社會公義。香港房市失控便是自由放任的結果,政府難辭其咎。

有人認為我反對民主政制,挑戰我能否提出一個可保障公眾利益不被犧牲的制度。其實我反對的是假民主,例如泰國的君主立憲,一直由軍人操縱,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政府必須聽命於槍桿子,否則朝不保夕。泰國政變頻仍,舉世無雙,便是假民主的後遺,香港和中國必須避免。我也反對一些代表利益集團的假民主,選舉由幕後操縱,並掩飾得天衣無縫。這種民主制度已出現於西方國家,而且不斷向外擴張,以環球為目的,無孔不入,香港和中國必須慎防。

眾所周知,西方國家的某些政客從政壇引退之後,利用個人關係成為政治說客,遊走於權力中心為不同利益集團效勞,獲取豐厚的報酬。這是他們投身政壇的誘因之一,假公濟私乃西方官場的陋習,早已形成一種政治文化。如要了解西方民主政治的運作,美國攝製的政治連續劇《紙牌屋》(House of cards)有入木三分的描述,你們不妨一看。

有人問我願意移民到一個非民主的國家嗎?他大概在取笑我「說一套,做一套」:一面享受民主制度的好處,一面卻諸多批評這個制度的不當,豈非前後矛盾?三十年前我肯定是不會回去中國大陸定居的,因為那裡生活水平低,就業機會少,政府管制嚴。這種情況已不復存在,而且逐步改善。幾年前我還打算在昆明購房,作為避寒之所。結果沒有實現,非中國大陸不宜居,而係昆明距離多倫多太遠,不便兩地奔波而已。

我屢說民主制度的保鮮期已過,目的是說明此制度並非萬應靈丹,能治百病。推行起來仍須因時制宜,不可一成不變照單全收地搬過來。

香港是個特殊環境,對下屆特首候選人的提名不宜不設限,一切必須以基本法做依據。從這個基礎開始,可進一步完善這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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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Response to 黃啟樟:給香港青年朋友的信

  1. Leung Kiu Sing says:

    文章所言極是, 佔中目的是破壞社會,以要脅政府依他們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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