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葉錫恩100歲生日：痛斥「民主派」假民主

一向支持、追求民主的杜葉錫恩為民主下這樣的定義：「民主，不是你叫自己做民主派就是民主的。民主其實是從心裡發出，從心裡去追求的。」「是不偏不倚願意坐下來討論問題，達到一個公平的妥協。真正的『民主派』是可以包容其他人不同的意見，願意和別人合作。但是香港這些所謂的『民主派』就一樣都做不到。」

曾經是立法局議員，與民主黨的李柱銘一度共事的杜葉錫恩批評，那些自稱「民主派」的人其實一點也不民主。這些「民主派」人士煽動群眾上街遊行，對抗政府，以圖向外國勢力求助，殊不知外國其實正在計劃分化其他國家及地區！

事事鬧對立 抗拒回歸

她擺動雙手，語氣堅定地說：「那些自稱為『民主派』的人其實一點也不民主！」她批評「民主派」一直採取與中央對立的態度，這是因為他們不想香港回歸祖國，仍然希望英國政府管治香港。

當說到民主黨的李柱銘，她語氣頗為激動，對李有一句評語：「李柱銘十分愚蠢！」雖然李柱銘很熟悉政治，但他卻把所有的東西都政治化。她認為，李柱銘早前應邀出席美國聽證會是要不得的：「當年我在香港發動市民迫使港英政府打擊貪污的時候，都沒有去美國向任何人求助。」但是李柱銘卻向一個具有危險性的霸權主義國家求助，與自己的國家對抗，這就等同邀請敵人來攻擊自己國家。

有數十年政治經驗的杜太指出，美國一直力圖分化其他國家，她說：「就是所有美國總統都是表面對人友善，內裡卻在分化削弱其他國家，以控制其經濟。」她舉例說，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先後分化了朝鮮和越南；如今美國表面上支持「一個中國」，暗地裡又向台灣地區供應武器，支持他們對抗中國，這些都反映美國居心不良。她認為，美國會藉分化香港特別行政區以打擊中國，因為中國的不穩定便對他們有利。但李柱銘卻看不到這些利害關係，這就十分愚蠢！對於外國干預香港事務，杜太不留情面地予以抨擊。早前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表示，香港一定要推行多些民主，杜太質疑：「美國何來權力，說香港『一定』要做什麼？他們根本就無資格就香港的事務發言！」

揭泛民主派偽善面目

杜葉錫恩認為，部分立法會議員雖然隸屬不同黨派，但是他們的行徑卻往往與民主黨一致，聯手對抗政府。她點名指出，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吳靄儀、劉慧卿、何俊仁、張文光、司徒華等都與李柱銘同一鼻孔出氣，不過有些人包裝得較為友善，較受市民歡迎。她批評，「民主派」人士不鼓勵群眾與政府坐下來商談，反而煽動他們上街遊行，然後向外界聲稱上街的人都是對普選有訴求，這是不對的。

杜葉錫恩指出，香港人最想要的不是民主，而是有保障的生活、穩定的工作、足夠的教育等。

杜葉錫恩說：「民主不能一步登天，一人一票也未必能選出有質素的人來管治社會，照顧市民，解決問題。」她反問：「菲律賓政府是由一人一票選出來的，但是他們最終得到什麼？貪污！」除了菲律賓，亞洲其他民主發展進度很快的國家及地區都出現很多貪污的政客，她逐一數出來：印度、台灣、泰國……所以她認為一人一票與民主不能劃等號。

一人一票也應有功能組別

對於功能組別的保留及取消，在立法局有豐富經驗的杜葉錫恩有其獨特的見解。她認為：「即使我們實行一人一票選舉，我們仍有需要保留功能組別。」因為香港仍有工人和資本家，他們需要在立法會有代表的聲音，她反問：「一人一票，沒有功能組別，那麼誰來幫資本家反映意見？」她強調要有均衡的參與，立法會議席一半來自普遍市民，一半來自功能組別。

雖然她贊成保留功能組別，但認為功能組別可以進一步改善。現時的立法會選舉，每個選民有兩個投票權，既可在直選投票，也可在功能組別投票。她建議，把兩個投票權變成一個，令市民或在直選投票，或在功能組別投票，這樣才較為公平。

杜葉錫恩 ( 1913年6月02日出生於英國紐卡素）

葉錫恩是香港著名的社會運動家及教育家。(配偶 杜學魁) 葉錫恩英國出生，但操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本來前往中國傳教。1949年後因戰亂被迫轉到香港，在香港創立慕光中學，為1950年代的香港市民提供教育。

其後於1960年代，她積極與當時的報章合作，利用傳媒的壓力逼使政府正視當時日益嚴重的貪污問題；並為社會基層爭取權益。她亦是當年香港唯一有民選代表的法定機構——市政局內的民選議員。六十年代因天星小輪加價而引起的暴動，她被港英政府施壓，迫至落淚。

1980年代曾多次獲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之後亦被中共委任為港事顧問。

1995年3月5日，司徒華與杜葉錫恩競爭市政局觀塘北議席。票站外杜葉錫恩拒絕與司徒華握手。最後司徒華勝出選舉。杜葉錫恩得六千七百七十八票，42.3％得票落選。

1996年獲委任為臨時立法會議員，在深圳及香港出席會議，直到1998年香港立法會選舉，她不再連任，並從此引退。1997年獲前行政長官董建華授予大紫荊勳章(GBM)，成為香港首批大紫荊勳章得主之一。

杜葉錫恩 : 《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

我們最後一批傳教士是在1951年2月離開江西省省會南昌來香港的。一些年長的傳教士早在1949年初中國內戰的戰火逼近該省的時候就離開了。然而，新的共產黨政府沒有強迫我們中的任何人離開。這個新政府於1949年年中到達南昌，同年10月宣佈戰勝國民黨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共產黨接管之後，社會狀況的確有了改善。原先有人對我們說會發生各種暴行，但這種事情並沒有發生。通貨膨脹減輕了，經濟有了起色，法律與秩序恢復了，電力、道路、通訊和運輸也大大改善了。

然而，快到1950年年底時，我們聽到這樣的傳聞：所有傳教士都將離開中國，而且，英國政府大概也已告誡所有英國國民離開中國，儘管政府從未把我們當作敵人對待。於是，我們決定先去香港，到那裏再制定前往婆羅洲與我們的教會成員會合的計劃。

英國旗下藏貪污

乘火車到羅湖邊界再前往香港，一路很順利。橋的這一端飄揚著中國國旗，另一端則是英國國旗。懷著理想主義的我當時相信，英國國旗代表著英國的正義。但我很快便發現我想錯了。

到港不久，我們拜訪了在香港的教會成員。其中有一位在港府工務局工作。他談及無視一切法律和政策的貪污受賄現象。我原以為香港是由民主政府治理的，這個政府以保障英國的正義而著稱。貪污和正義是不相容的。我認為這位工務局的朋友一定是在誇大其詞。但他沒有。

一位為香港政府工作的醫生，證實了工務局的那位外國僱員對我們講述的事情。他說，對付貪污受賄現象的唯一辦法是把高官們「惹火」。但可惜我當時無法把這一忠告付諸實施，一方面我買不起照相機，另一方面我的教會嚴格限制婦女站出來講話。我的前夫甚至不許我給除了親屬和私人朋友以外的任何人寫信。至於批評政府，基督徒理應把注意力集中於天國的事務而不是塵世間的事務，因此，不許我就我所見到的不公正現象投書報章。

我們到香港沒幾天，一群中國人就到我們下榻的「士兵與海員之家」來看我們。他們要求我們留在香港，在他們的寮屋區教堂工作。這個寮屋區位於黃大仙一個叫做啟德新的地方。我們解釋香港的房租太貴，我們住不起。他們便在他們的租金便宜的寮屋區內為我們找到了一套非法住房。

在那裏，我們很快就了解到一些貪污受賄現象，因為寮屋區的每個人都得交錢給黑社會幫派。在我們拒交「保護費」之後，有人不止一次企圖對我們的住處行搶。當時連襪子和其他衣物都是目標，儘管我們放在三樓陽台上的自行車也被偷過。這些被偷的自行車後來被找了回來，我猜這主要是因為我們是外國人的緣故，而不是因為警察的破案本領高強。

為中國人感不值

外國人可以避過不公正現象，而中國人就時時生活在對不公正現象的恐懼之中。這些黑社會分子的行為就好像是腐敗的政府官員的稅收大員，他們搶奪來的錢財與這些官員分贓。對歐洲人行搶是有很大風險的。政府不希望外界知道在那個腐敗的時期假英國正義之名所發生的事情。

我對我們的教會感到幻滅並最終於1955年永遠離開那個教會。面對不公正，我覺得無法在緘默中生活，同時也不能繼續接受教會的保羅教義，它與基督的教義似乎不搭界。它的偏狹胸襟令人無法容忍。

擺脫了教會的束縛，我就可以對殖民政府所縱容的貪污受賄和不公正現象進行較為深入的調查了。我必須指出，在有些居住在這個殖民地的殖民者的想象中，我的目的是製造麻煩或者「推翻」政府，但我根本無意這樣做。在我看來，政治變革是中國人自己的責任。如果他們對政府感到滿意，我將只致力於消除最嚴重的不公正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