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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協負責人煽動罷課罷教搞選舉操作引發公憤 黎子珍 教協負責人煽動罷課罷教，已受到廣大家長團體和辦學團體強烈反對。事實上，教協過去支持推行國民教育，社會各界普遍質疑教協出爾反爾煽動罷課罷教，是為了進行選舉操作。廣大家長更擔心，教協煽動罷課罷教，不擇手段謀取政治私利，不僅影響80多萬中小學生的學業和數以百萬計的家長，而且悖逆師德教壞學生，對學生作出不講誠信的惡劣示範，戕害學生心靈，給孩子們灌輸「不喜歡就罷就鬧就反叛就亂來」的有毒資訊。教協煽動罷課反對國民教育，不擇手段進行選舉操作，乃走火入魔的瘋狂行動。廣大家長和教師必定要教協負責人和反對派政黨「票債票償」，為煽動罷課付出代價。 教協出爾反爾違反誠信教壞學生 教協過去支持推行國民教育。例如： 2005年5月18日，立法會通過動議，促請政府規定政府建築物、小學、中學和大學於元旦日、十一國慶日、七一香港回歸紀念日懸掛國旗，而學校更應定期舉行全校師生參與的升旗儀式。身兼教協會長的民主黨議員張文光指出，懸掛國旗和升旗須與愛國教育相輔相成。 2007年7月1日，張文光回應國家主席胡錦濤訪港時強調「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的講話，指「回歸10 年來，香港學校裡的中國歷史教育愈來愈薄弱，因此即使沒有胡錦濤昨日的呼籲，教協也想找政府談談此事」。張文光建議政府要名正言順地把中史定為新學制下通識必修的環節，這樣一來，既可避免加重學生負擔，也可令香港下一代更有效地知道自己國家的歷史文化。 2007年12月11日，教協和民主黨舉辦活動紀念南京大屠殺70周年，教協和民主黨批評，回歸後，特區政府沒有推動市民認識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質疑政府能否有效加強國民教育。 2008年4月2日，《明報》舉辦主題為「學校．國情教育」的校園記者計劃專題報道比賽，擔任評審的張文光強調，應該把中國歷史科列入高中課程必修科目： 「若國民教育是我們撒下的種子，那麼歷史基礎則是泥土，沒有泥土，種子談何萌芽呢？」「要令種子萌芽，除了泥土這基本條件，還需要陽光和水分培育——那就是了解國家現況的契機。」 教協負責人煽動罷課、罷教後，網上瘋現張文光在2008年參選教育界立法會議席時的政綱，其中一項政綱是「重視學生德育和國民教育」，並強調「加強國民教育，學生應修讀中國歷史，讓學生認識國家」。除了張文光，教協高層當時幾乎都有同樣的言論。網民質疑張文光講一套、做一套，現時帶領教協發動全港罷課，是企圖借國民教育爭議進行選舉操作，為反對派的選舉造勢。 教協是一個教師團體，應該珍惜師德，師德首重誠信，這是教育人的前提。教協對國民教育出爾反爾的行為，無疑會對學生作出不講誠信的惡劣示範。 教協不擇手段對學生貽害深遠 教協作為教師團體，應該為學生作出光明正大的表率，「身正為範」，是為人師表者最起碼的要求。想教學生如何正派為人，教師應先從自己正派為人做起。但是，教協負責人以罷課為選舉操作謀取政治私利，首先就其身不正，是不擇手段的政治權術，這是一種極其冷血和殘酷的行徑，是要把數十萬學生和家長的利益，拿來做選舉操作的犧牲品。 教師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教育是塑造心靈的藝術，必須在符合社會公德的前提下正直地處理各種關係。但是，教協負責人卻煽動全港中小學罷課，完全違背師德，這是以罷課為選舉操作謀求政治私利。教協負責人作出冷血政客不擇手段謀求政治私利的惡劣示範，將思想稚嫩的小學生擺上檯，對孩子們的心智是極大的戕害。教協負責人若是抱著對學生未來負責的態度，應該用正直、坦率、真誠、友愛的品格去影響學生，而非以罷課為選舉操作謀取政治私利，不擇手段阻攔學生認識國家。 煽動罷課給孩子有毒資訊 師愛為魂，「師愛」是教師對學生無私的愛，它是師德的核心。從愛學生的角度講，就是教師要做學生的良師益友。但是，教協負責人煽動全港中小學罷課，等於給孩子們一個有毒資訊，「不喜歡就罷就鬧就反叛就亂來」，這無異於誘導孩子們形成動輒反叛和搗亂的性格，以至於經常不完成作業、時常遲到、不愛護公物、上課搗亂、侮辱老師、打架罵街等。 家長最擔心孩子學壞，而煽動罷課會扭曲孩子的性格，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1920年，印度加爾各答叢林中兩個由狼哺育的女孩被人發現，取名為卡瑪拉和阿瑪拉，她們分別約8歲和1歲。回到人類社會後，人們為使她們適應人類的生活，做了各種努力。阿瑪拉到第二個月才可以發出「波、波」的聲音來表示饑餓和口渴。卡瑪拉在兩年後才學會說兩個單詞。 從狼孩的經歷可以說明，童年時期的心理健康對人的一生有多麼重要。兒童時期是培養健康心理的黃金期，如果此時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健康，想讓孩子成人後有健全的人格就比較困難了。因此，煽動罷課給孩子們有毒資訊，影響孩子的心理健康，其貽害不可忽視。 罷課嚴重影響學生學業和家長利益 教協少數人煽動罷課，會嚴重影響80多萬中小學生的學業。張文光聲稱，無論是罷課或罷教，會補課，不浪費學生時間。此乃自欺欺人。如果罷課，已經浪費學生時間和影響學生學業，補課也會耗費學生時間，並且會打亂學生的學業進程。 罷課不僅會影響80多萬中小學生，也會影響數十萬家庭的家長。如果罷課，家長既要顧及工作，又要照顧孩子，甚至還要給孩子補課，試問他們如何能承受如此重擔？ 教協負責人這種極端自私的行為怎能不引發公憤？

香港新聞界何去何從 香港一些媒體以新聞自由之名，立場先行，不問是非，變成宣傳機器和政治動員機器。 謝悅漢，香港人，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資深媒體人，曾任職《華僑日報》、《東方日報》、麗的電視、新加坡《聯合早報》，也曾任企業主管。   談及言論及新聞自由，香港人經常引以為傲，對比亞洲一些地區和國家而言，香港的確是較為領先。不過，目前香港一些媒體打著言論及新聞自由旗號，而恣意將它不喜歡的政治人物和公眾人物抹黑和攻擊，以及揭露陰私予以中傷。 這樣已遠離新聞報道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不偏不倚，以客觀角度報道事實真相，而非擅自搜集黑材料，利用媒體宣傳優勢大造文章，用煽情式報道和標題，新聞報道方式和取向又是以集團主子喜好或利益為依歸，這又何來客觀可言。 香港有兩個禁區，一般政客不敢輕易表態：環保綠化和新聞自由。以興建港珠澳大橋為例，一個居於東涌的婆婆早前提出司法覆核，並以政府法律援助來控告政府，理由是興建大橋會破壞自然生態，結果工程被耽延兩年，造價暴增八十八億港元(約十一點三億美元)，七百萬港人平均每人要多付一千二百多港元。 政府受輿論和環保壓力，令工程拖慢，但事後有否傳媒找到這個婆婆作詳細訪問，以及有一個專題分析事件來龍去脈，甚至是否有某些利益團體操控這件事？但整件事就如此不了了之。 由丁屋僭建事件，至高官大宅僭建、國民教育等問題，甚至即將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市民都可以看到各種電子媒介和報章有它們本身立場和角度，去取材和報道某些事件。這些媒體可以由自身角度去衡量、取捨，可以誇張和煽情渲染，讀者是任由魚肉。難道這叫做新聞自由嗎？只是香港人引以為傲的香港式新聞自由。 就以全球知名的新聞集團為例，由報業大亨梅鐸領導和管理的電子媒介、報紙和雜誌，於去年七月被揭發以竊聽等方式，追蹤政治或公眾人物行蹤，又以抹黑或揭露陰私、煽情式報道來爭取收視率或讀報率。最後終為人揭發，受到英美國家國會和領導譴責。 所以，個人權利和新聞媒體採訪報道如何取得平衡，以及個人自由與社會的公正和公義又如何取得平衡？ 更何況香港中文報章的評論與新聞往往都不專業，幾份主流報章都是立場先行，不問是非。尤其是一些重大的新聞，都是透過匿名的方式，用一個筆名來發表。這基本上是違背新聞的國際規範，即記者和評論員不敢用真名寫新聞，但又不是寫社論代表社方的立場。很多的流言就以這種方式來推出，但被證實是謠言後，卻又不去更 正，裝作若無其事，完全不負責任。如月前謠傳北京要拉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台，因為他出現了僭建事件；以及剛上任的發展局局長麥齊光被逼離職。但梁下台的消息 完全是杜撰，唯不少市民一度相信，並以訛傳訛。一些所謂大報躲在光怪陸離的筆名背後，發放完全不負責任的流言。 反而是最近常被一些中文報章攻擊的英文報章《南華早報》，還是秉持英文新聞界的傳統與規範，絕不會出現這樣的匿名寫新聞的現象。 一般市民極易受傳媒影響，原是正確的觀念和思想，在傳媒有意操控和報道下，往往變成是非不分。更甚者可以造成社會分裂、族群或階層矛盾，甚至挑起省籍矛盾，以及形成仇富心態等。 地產霸權已是耳熟能詳的提法，但為何新聞霸權的禍害，卻不被大家注意呢？ 香港傳媒經常指新加坡缺乏新聞自由，並以此沾沾自喜，但新加坡在基礎建設、高端科技領先，市民居屋遠比香港市民所享房屋設施為優，但價錢卻遠較香港便宜，國民所得之增長遠較香港為高。我們終日受困於政客作秀，拖慢社會整體發展，政客們打著言論自由、市民公益而任意拉布、擲蕉、製造流會等行為，又有否媒體以客 觀數據和事實，指出議員所為是違背民意？ 「講真話、求真相」是新聞報道原則，傳媒不能任意以斷章取義方式、縮小放大手法，來愚弄讀者。 香港是發達商業社會，有許多法例規管不良營商手法，特別對假冒產品，以及虛假聲明和不良推銷手法，都有嚴厲制裁，所以中國大陸同胞有信心來香港採購。但是，傳媒如果有虛假和失實報道，或故意炒作和渲染不良意識，或挑起社會矛盾和裂痕，又有哪些政府機構可以予以監督和制裁？ 以今日梁振英帶領政府和團隊之弱勢，要招架傳媒萬箭穿心的宣傳攻勢，已是窘況狼狽不堪，又有何能可以制裁一些傳媒不實和誇大報道？ 當前香港面對的危機，除了管治信心的危機、官商勾結為人指責外，又有誰敢發聲，要求一個新聞報道客觀正確、不偏不頗、不煽情、不抹黑、一切以事實為依據的報道？ 問題是香港報界的政治性，一些主流媒體變成了宣傳機器和政治動員機器，而不少讀者大眾還對此茫然不知。 香港市民要求的不僅是政府廉潔，亦希望新聞界的專業。媒體的絕對權力和政治的絕對權力都會讓人腐敗，如何令人相信主流傳媒為市民喉舌，公正客觀報道事實真相？難道這只是香港人的夢想？  

好的時事評論文章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值得大家不時一再重溫！ 公民黨的黑手邏輯﹕香港越壞，民主越快 by 周顯 on Wednesday, August 17, 2011 at 9:35am · 在近一段日子來，公民黨「涉嫌」參與了兩宗有損港人利益的官司，一宗是港珠澳大橋，另一宗則是外傭的香港居留權的申請權，而就這兩宗事件，公民黨的反應都是相同﹕其成員積極參與該訴訟，其主要黨員撰出言、或撰文力陳此事有利(或無害)於香港，但卻否認該黨參與了該宗訴訟。這因而引起了我們對一條問題的關心﹕公民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政黨呢？本文就是去探討這問題。 公民黨成立於2006年3月19日，黨綱包括了爭取普選、爭取立法保障市民獲取資訊自由、推動政黨政治、支持最低工資，最重要的兩點是，它並沒有包括了 「平反六四」，因為它的目標就是發展成為執政黨。當時大家都認為，因為公民黨沒有「六四包袱」，所以比民主黨更具潛質成為執政黨。 在公民黨成立後的首兩年，它的確是朝著這方向走。在2006年，它發表十七份政策立場書，針對能源、教育、憲制、公平競爭及城市規劃等不同課題提出政策建議，在2007年，它發表了三十份政策立場書，針對能源、教育、憲制、公平競爭及城市規劃等不同課題提出政策建議，並就年度施政報告及財政預算案提出主張。這些建議有些有用，有些是空談，但不管怎樣，代表了公民黨對於把香港搞好搞活的善意。 但到了2008年，它的政策轉變了，對於施政的關心薄弱了，對於政策的研究減少了，而其路線則開始傾向於同政府作對，2008年末至2009年初的「五區公投」是第一擊，近來則有前文所述的港珠澳大橋和外傭居港權。在2010年6月13日，在城市大學的一個名為「新民主運動研討會」中，當時的公民黨秘書長、現時的公民黨主席陳家洛有這樣的說法﹕「……以上是悲觀因素。以下談樂觀的。經濟困境（無法轉型）、貧富懸殊、官商勾結、黑箱諮詢、環境污染、地產掛帥、社會流動差等等，均有利民主動員。社會對特首/政府越來越失望，也刺激民主運動。」 為甚麼「經濟困境（無法轉型）、貧富懸殊、官商勾結、黑箱諮詢、環境污染、地產掛帥、社會流動差」這些壞事，在公民黨的陳主席的口中，竟然是「樂觀」的呢？簡單點說，因為香港越亂，香港人的生活過得越差，對政府便越不滿，反而更有利於公民黨所推動的民主運動，反過來說，如果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的施政越滿意， 生活過得越好，民主運動便越難推動了。 分析到了這裏，今日公民黨的基本策略也就昭然若揭了﹕它希望香港大亂，越亂越好，因為香港越亂，對(至少就他們眼中的)民主運動越是有利，此所以公民黨在近年已停止了政策研究，也不停的暗中同政府搗蛋，因為今日的公民黨，最大也是唯一的政策就是搗亂，令到香港民不聊生，以有利於民主運動，這可是他們的主席親口說的。 話說回來，為甚麼公民黨會從一個「企圖執政黨」突變成為一個「全面搗亂黨」呢？是不是因為他們在創黨兩年之後，發現執政無望、民主無期的事實，才挺而走險、迫上梁山呢？此外，我們在細心分析今日的政治局勢之下，也不得不無奈地同意「香港越壞，民主越快」這種可能性的確是存在的，如果純從實用(以民主作唯一的目標)的觀點看，公民黨的策略未嘗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問題只是在於﹕第一，市民真的願意為民主作出偌大的犧牲嗎？第二，如果香港政府是自己敗家，把市民迫上反政府之途，是政府之「抵死」，但是公民黨以暗中黑手推動，把市民置諸死地而後民主，這究竟是不擇手段，還是成者為王？第三，隱暪真實意圖，以暗中黑手 推動一切，置其選民和支持者於何地？這又可算是民主嗎？ 上文純是客觀的分析，並不涉及任何的價值判斷。在一個民主的社會，市民只需要知道事實的真相的全部，至於市民作如何想法、如何決定、走那一條路、支持那一個人、投那一個人的票，則人人可作自由心志、自主話事，非區區一文所能逆料也。

國民教育立場急轉 激進派騎劫教協損害師生利益 黎子珍 教協過去對於推行國民教育科的態度較為溫和。前教協會長張文光在2008年競選立法會議席時，在政綱中就明確提到「重視學生德育和國民教育」，並強調「加強國民教育，學生應修讀中國歷史，讓學生認識國家」。教協的大多數會員並不反對國民教育。然而，自從教協會長馮偉華以身體健康理由退出立法會選舉改由總幹事葉健源參選後，教協的取態似乎有了180度轉變，公然煽動罷課，採取激進對抗手段，使學童淪為政治工具，損害師生和家長利益。教協被激進派騎劫，採取社民連式的激進路線，得益的只會是煽風點火的激進派政客，賠上的卻是整個教協的聲譽及會員利益。相信大部分教協會員不希望教協淪為下三爛的激進反對派團體。 張文光08年政綱重視國民教育 教協過去對於推行國民教育科，雖然也有不同意見，但態度較為溫和，基本上認同學校有需要教授有關科目。前教協會長張文光在2008年競選立法會議席時，在政綱中就明確提到「重視學生德育和國民教育」，並強調「加強國民教育，學生應修讀中國歷史，讓學生認識國家」。他在擔任徵文比賽評審時亦指出，「國民教育就像播種，種子是撒下去了，但我們不能保證每一顆種子都能萌芽」，「國民教育是循序漸進的：接觸、關心、愛。關心建基於接觸，而愛，則建立在關心的基礎上」。他說「並不是說學生多接觸就必然會關心祖國，但這就是我們作為教育工作者唯一能夠做的」。 教協的會員佔了全港教師的大多數。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八成教師認同政府的國民教育課程。由此可以看到，教協的大多數會員並不反對國民教育。可見，張文光的觀點其實代表了不少教協理事及會員對國民教育的態度。 在前一段時間，國民教育科的爭議出現後，教協的取態仍然比較溫和，既沒有站到反對國教科的最前線，更沒有煽動罷課。在教協會長馮偉華以身體健康理由退出立法會選舉後，教協的取態開始發生改變。到了7．29大遊行後，教協的取態似乎有了180 度轉變，不僅站得比家長關注組更前，更帶頭發動全港教師反對今年9月開展國教科，威脅要發動罷課。 葉健源出選 教協激進派抬頭 教協立場大轉變的轉捩點，一般認為是改由另一名理事兼總幹事葉健源參選而開始。葉健源向來被視為教協內的激進派，過去在教院風波中屢有令人側目的言行，也一直主張以激進路線向政府施壓。教協以葉健源代替立場相對較溫和的馮偉華出選，已經透露出轉趨激進、對抗的意味。 葉健源在國民教育的立場上，明顯偏激。近日他在接受訪問時，高調支持學校罷課，並表明「罷課未必只有一次」，又指事前要有大量準備工作，強調罷課是爭取政府撤回國教科的手段之一。對於外界質疑教協煽動罷課是為了立法會選舉造勢，他也直認不諱，「選舉是處理大家關心的事，必然成為政治問題。」他更揚言如成功當選，反對國民教育將是他主要政綱，會用盡各種方法逼政府撤回國教科課程，並會考慮聯同其他政黨提出以《權力及特權法》，逼政府詳細交代過去推動國民教育的安排。這說明葉健源在國民教育的立場上，完全推翻了張文光的基調，從本質上抗拒國民教育。 事實上，教協在國民教育問題由溫和轉趨激進的取態，正反映內部溫和派與激進派的角力。雖然在政治立場上，教協一直傾向反對派，但由於教協始終屬於教師的專業團體，在政治立場上也不能過激。所以，溫和派一直佔據主導地位，對待國民教育的立場也較為務實。而且，開設國民教育科令學校有更多的資源增聘教師，支援課堂的教學工作，對教師是好事；加上三年「開展期」內學校有極大的自主權，安排已經鬆無可鬆，教協沒有理由抗拒。現在，激進派竟然提出罷課，採取激進的手段否決國民教育，打擊政府，進行選舉操作，公開亮出激進路線。這一派以葉健源、韓連山、張銳輝、方景樂等教協理事為首，如韓連山早前就撰文，直指「與教育二十三條沒有妥協餘地」，並反對政府向學校增撥資源，聲稱「政府開倉撥款五十三萬元給全港中小學校，是利誘學校墮其圈套的第一步，收到這筆不算多但也甚為有用的款項，很多學校樂於接受，這正正中了政府毒計！」 教協激進化不符會員利益 然而，教協負責人的激進立場並不符合包括教協會員在內的廣大師生的利益。 第一，教協作為教師團體，應該崇尚和平、理性的核心價值，不支持過分激進的行動。教協被激進派騎劫，在行事風格上愈來愈類近於社民連、人民力量等激進反對派，這對於教協的聲譽及發展百害而無一利，更會令參與教協的教師蒙上污點。 第二，教協煽動罷課，不但影響廣大學生的學業、妨礙教師的備課工作，而且更會向學生灌輸錯誤的想法，以激進行動取代理性行動，動輒罷課抗議誤人子弟，不能不引起家長對教協的反感。 第三，葉健源等將反對國民教育作為選舉主題以及未來五年的工作目標，變相令其他教育界關注的議題如十五年免費教育、中學收生不足等未能藉選舉充分討論，對業界、對教協的會員，並無好處。 張文光過去不是多次批評社民連的暴力激進路線嗎？教協激進化，得益的只會是煽風點火的激進派政客，賠上的卻是整個教協的聲譽及會員利益。相信大部分教協會員不會認同激進路線，不會希望教協淪為社民連之類下三爛的激進反對派團體。

這就是以生果黑金黎賤英馬首是瞻的害港集團的「民主自由」了！到底邊個才是紅衛兵？邊個進行洗腦工程毒害下一代？十八區家教會的家長代表不能代表家長的心聲，反而一件曾於壹淫媒及冥報工作過的「忽然家長代表」陳女士的說話才是「真正民意」？（果真是「民主」只能有一種聲音的「港式民主」！）香港傳媒之墜落已去到無藥可救之地步！諸位於此等無恥媒體機構工作的傳媒「性」工作者，難道真的可以問心無慚唔怕比雷劈嗎？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推行引起廣泛討論，不過，部分反對者卻「唯『反』獨專」，容不下其他聲音，對支持課程甚至只 是表態不支持罷課的家長代表，無所不用其極打壓，包括將其標籤為「親內地／親政府」，更有人被反對該科的媒體和社會人士「起底」、誹謗，甚至恐嚇「送帛金」等。有家長代表直言感到「好難頂」，亦有家長慨嘆：「香港是自由的社會，為甚麼反對方可以有聲音，但支持者一發聲就會被打壓呢？」 成頂「紅帽」扣落來 17區家長教師會聯會代表前晚一致表示不支持罷課，他們雖已表明，由於仍未廣泛諮詢聯會成員，強調只是自己意見，但仍遭到部分反對國民教育科的人士無理 抹黑，油尖旺區家教聯會會長李偲嫣為其中之一。她雖然反對教協的罷課方案，但連日來已表態指當局課程指引仍有不足，亦認同個別有疑慮家長可提出「罷堂」， 惟仍遭反對該科的媒體抹黑，因其為九龍社團聯會屬下婦女事務委員會成員標籤為「紅色背景」，她昨接受電台訪問時直言感到「好難頂，成頂『紅色』帽屈上去。」 李偲嫣認為有關說法荒謬，她於委員會的工作主要為籌辦家長、婦女及街坊活動，並無涉政治。她又無奈指，明白國民教育科已演變得很政治化，但她一直以個人 身份參加不同的義務工作，所抱持的心態是以服務大眾為本，絕無所謂「紅色背景」，也非報道所指政府栽培多年的建制架構成員，對該報道感到遺憾。 有人揚言「送帛金」 元朗區家教聯會會長何瑞眉也指，自從她以個人身份表達支持國民教育科後，即遭到不少打壓及滋擾，更甚至有人揚言要給她「送帛金」，極具恐嚇意味。她又不 滿外界將反罷課的各區家教聯會標籤為「政府自己人」：「為甚麼大家不可以平心靜氣去看這件事，到底是誰偏頗呢？為甚麼反對者可以有聲音，但支持者一發聲就 會被打壓呢？究竟是誰在洗腦呢？」她又強調，香港是自由社會，但某些人在這件事不容許多元聲音，多種打壓行為已令部分支持國民教育科的人變得不敢發聲。 任職機構被「殃及」 何瑞眉又表示，自己雖然支持國民教育科，但絕非幫政府，「開會時我也甚少發言，更不是甚麼核心人物。」昨日反對媒體的針對矛頭，更進一步指向她任職的 「優越理想教育中心」，於報道指中心為「國情教育公司」。她昨強調，中心涉及不同範疇的社區教育服務，對風波殃及公司同事感到很無奈。 事實上，昨有優越教育中心的員工在社交網站批評有關報道斷章取義，指中心主要做學生功課輔導，並提供新高中其他學習經歷(OLE)服務，當中分為5大部分，「德育及公民教育」只為其中之一，但報道只提及中心辦「升旗隊」，對此感氣憤。

收取黑金,控制傳媒. 抹黑造假,愚弄市民. 拉布罷課,全城怒憤. 與民為敵,引火自焚. 政治炒作炒燶左, 教協唔識點收科. 多行不義必自弊, 害港集團一身蟻. 十七區家長教師會一致反對罷課

絕對值得市民一看再看的好文章。至於那些早已被生果洗腦的刁民廢青，只能嘆一句：「愛莫能助，醫返都晒藥費！」   香港一些媒體從業者在回歸前後，一直評說香港沒有新聞自由。這種判斷總能將矛盾的焦點直指核心價值，觸動人們最敏感的那根神經。香港記者協會最新數據表示，近六成從業者擔憂新政府將加強對媒體箝制、收緊資訊發放。但從一個外來者的角度，最近著名作家白先勇來香港書展演講時，就指出香港新聞自由勝過了台灣和新加坡。 香港不是沒有新聞自由，而是有太多新聞自由被濫用。香港新聞業的現狀恰恰是在呼喚「自由」的同時，也扭曲著「自由」的本來意義，隱藏了背後媒體霸權的偽善。 媒體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權」，制衡公權力，強調其倫理規範。而被廣泛認可的新聞道德也不只是「獨立自由」，更要合乎「真實」、「客觀」、「莊重負責」、「專業表現」等要求，並以「客觀報道」為主導原則——將意見與事實分開、正反互陳、不摻雜偏見。 但在香港的媒體生態下，意見與事實的邊界卻模糊不清——特首選戰背後，是不同傳媒的立場之爭，「事實」並不依照國際新聞學準則的「中立客觀」進行陳述，而是被媒體背後財團的立場所左右，以筆名發表的文章，將事實與評論、意見相混淆。反對梁振英媒體中，既有用專欄寫手（團隊）名義，散播缺乏憑據的小道消息，也有偷換概念，將港人對中央政權的複雜疑慮，直接投射為對梁振英個人的強力抵制。 梁振英當選後，僭建事件被無限放大（其實一些媒體老闆家裏都有僭建），某些媒體不斷發放流言，說北京要逼迫梁振英下台。讀者如果只看這些媒體，會以為梁振英「出師未捷身先死」，要匆匆下台，但最新民意調查顯示，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堅挺，高達百分之五十四以上，反映民心望治，抗拒這些媒體霸權的抹黑。 媒體霸權的最大優勢，就是以新聞自由的名義，不斷滿足公眾的集體「窺私慾」。從過去的娛樂界到今天的政界，某些媒體的籌碼就是不斷揭發陰私，以黑白二分法來論述複雜的公共議題，不是深入地探討公共政策，而是刺激社會的集體焦慮感。回歸前後，香港人都普遍焦慮是否自由會被打折扣。這種心理最易被傳媒所利用。港媒的窺視癖又因香港受眾的擁戴而茁壯，相輔相成，形成惡性循環。 香港的「新聞自由」爭議其實是偽命題。多少偽善和違反專業的新聞操作，都以「新聞自由」之名，誤導讀者。傳媒競爭已失去專業規範，而淪為媒體集團老闆操控的工具。 當港人對公權力時刻保持警惕的同時，不該忘記媒體本身也會行使「私權力」。當傳媒一邊標榜「自由」價值，一邊藉此佔據道德高地、操縱民意時，「自由」便成了壟斷話語權的可怕工具。Warren Breed的「社會控制研究」指出，新聞的處理往往以控制者的需求為基礎；港人對失去「自由」的恐懼，恰好成為媒體操控他們的有效手段。 像香港《蘋果日報》在政治動員上的角色，早已是一個政治宣傳機器，而不是一家媒體。它對民意取向深度介入，早已不只通過報紙，更在七一遊行時，發標語給市民人手一份，黨同伐異，以愛港名義，突顯它所簡單定義的「政治正確」。這實際上只是變相的意識形態操控——當《蘋果》在強調自由時，它的專欄卻讓香港大學外科學系主任盧寵茂的「鐵醫手記」黯然消失，因為他在七一回歸問題的看法不同，網絡上支持他的帖子都被刪除。香港一些民眾害怕被北京洗腦，卻陷入被《蘋果》的洗腦而不自知。「新聞自由」在不健康的媒體生態中，會被扭曲為另一種壓抑民智、令人們失去判識力的專制。 面對越趨強勢的中國大陸時，捍衛「自由」，是捍衛核心價值，也是捍衛港人的生活方式。缺乏專業操守的傳媒正是利用這一點，煽風點火、加重港人的「被迫害想像」，向市民灌輸一種莫名的焦慮感。 香港新聞業的質素下滑，並非因為不夠自由，而正是濫用自由，失去了它應有的公正、嚴謹與承擔。 關鍵是香港媒體都被「蘋果化」，走向「腥、色、羶」，而沒有像《紐約時報》那樣的大報，具有超越黨派的公信力，不會被惡質的品味所劫持，也不會將事實與意見混淆。香港有著中國大陸根本無法企及的新聞自由環境，媒體從業者既不該盲目悲觀，更不該將整個傳媒生態所面臨的考驗簡化為「自由危機」，而是應思考怎樣善用新聞自由、尊重新聞價值、不以偏概全、不誤導民意、不以扮演監察執政者的角色為藉口而推動一黨之私，為自己財團的利益服務。報章不是唯利是圖的牛仔褲工廠，而是社會的公器。 從受眾的角度而言，香港民眾也不該寄望傳媒不斷滿足他們集體偷窺的癖好，新聞不是被扭曲了的「偷窺癖」消費品。港人要打破這樣的惡性循環，才能破除被媒體霸權綁架的宿命。   賈選凝：香港新聞霸權的偽善<>香港新聞自由爭議是偽命題。媒體霸權的偽善和違反專業的操作，以新聞自由之名誤導讀者。 賈選凝，一九八八年生於北京，北京電影學院畢業，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碩士。現為香港媒體從業者。專欄文字散見於《信報》、《南方都市報》。  

以生果黑金為首的害港集團（賤媒及犯民政棍的「政報合一」）眼見牠們的日子所餘無幾（２０１７是死線，難道到了２０１７還叫什麼爭取雙普選的可笑口號嗎？），近月不惜對新政府、乃至全港市民作出瘋狂的攻擊。近日終於找到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國民教育，不斷借題發揮妖魔化國民教育為「洗腦教育」。（論「洗腦」這個弱勢政府又豈會及得上賤果日報及冥報等反華賤媒呢！？） 害港集團於上星期天召喚了號稱「九萬人」上街示威，更為求收到視覺效果，開示威之先呼籲腦殘家長於烈日當空下把無辜弱兒放到前線作肉盾！害港集團看似贏了漂亮的一仗，被一時之「勝利」衝昏了頭腦以為可以「食住上」，等不及看清真正的民意（或許牠們已如古代昏君一般只會聽到身邊閹人的「好說話」就以為那是民意！），先斬後奏發表「教協會員全體罷課」的狂言。 結果，沉默的家長、社會的大多數對於這種以全港學童作籌碼的無恥政治作業作出怒吼（十八區家教會之中十七區有代表出席教育局會議，一致反對教協的無恥罷課。），害港集團到此終知道牠們的「傳媒洗腦」完全失敗！教協更被迫樣衰到極點，於４８小時內一改再改三改牠們的「罷課聲明」。教協賤人本妄想挾百萬計學童癱瘓港府，最後卻落得雷聲大雨點小，決定來個「開學日罷課一天」的國際笑話！（這只是暫時最新消息，因不排除這群毫無職業道德的教育界敗類、無恥無義的懦夫會再一次彈弓手，改完又改，再更改再更改再更改。。。。） 迫宮不成，慘變自宮！ 用腦思考 保護孩子 父母帶同稚齡孩子參加「反對國民教育遊行」，其中只得幾個月大者，大不乏人。在烈日當空、氣溫攝氏三十多度的下午，由銅鑼灣集合開始，步行至中環政府總部為止，整個活動經歷可能超過三小時。孩子在過程中因暴曬、脫水、接觸太多陌生人感染疾病，絕非不可能。 幾個月大的孩子，除患病風險外，被動參加遊行，究竟獲得甚麼？連說話都不懂的孩子，認識甚麼是「國民教育」嗎？若然，孩子完全不知為何遊行，他們被動參加，究竟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滿足父母所想？ 父母們知道孩子不懂為何遊行嗎？他們認為自己可以在途中或事後不久可令幾個月大孩子知曉遊行意義嗎？他們要保護孩子不被「洗腦」，為何不先保護他們不受烈日及高溫所傷？如斯父母在此事上究竟有沒有用腦，抑或早已被「洗腦」？ 說穿了，這些幾個月大的孩子在完全由父母主宰下，被用作遊行道具：憤怒擔心的父母帶着幼兒上街，藉此增加遊行的震撼、發揮更大的壓力。但是，要幾個月大的孩子充當這種角色，是否他們父母們的原意？ 若是，他們有沒有考慮過孩子對是否充當道具全無發言權這事實？他們把遊行強加幾個月大的孩子身上，卻批評政府強加「國民教育」於孩子身上，是否五十步笑百步？ 名曲《牆》（The Wall），指教育令人變成「牆上一塊磚」。帶幾個月大孩子上街的父母不妨思考，他們是否亦已變成牆上一塊塊的磚！ 說到底，預防「洗腦」最有效方法就是「用腦」，就是凡事「想深一層」，就是不迷信權威「獨立思考」。要孩子有此預防能力，最有效方法就是父母以身作則。